汉族姑娘红杏：一封写给玉树的情书

　　“爱那个地方，就像爱我的情人；想那个地方，就像想我的家人；去那个地方，是去见那些也同样爱我、想我的康巴人。想念玉树，和玉树所有的人、所有的牦牛、所有的石头……”——红杏。

　　人文地理摄影师红杏几乎一年至少一次来到玉树，在那里，她度过了无数次生死关口，结交下了数不清的生死弟兄。红杏用她的摄影技能，把她的“情人”展露给世人。

　　这些年来，红杏为推广玉树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次，我真的不希望玉树是以这种方式让所有人知道。”红杏告诉《齐鲁周刊》记者。

　　地震一发生，身在北京的红杏恨不得马上就赶到玉树，但考虑到自己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到了那边只能给朋友们添麻烦，于是她决定暂时留下来。这几天她一直为联系救灾物资紧张地忙碌着。“第一批物资已经运抵玉树，户外装厂商ＢＬＡＣＫ ＹＡＫ找到我要捐助价值几十万的服装。” ４月２２日，足球经纪人郑东兴还联合奥莱室内足球馆举办一场义赛，筹款由红杏转交给灾区，红杏的女儿小驴佳佳还将与她周围的孩子们做三场玩具义卖……

赛马、格萨尔史诗……英勇的康巴汉子

　　１９９８年的时候，红杏还是某院校视觉艺术系的研究生，为了做一次假期作业，她跑到藏区去拍摄想要的画面。从那以后，她先后１０余次去那里，几乎跑遍了玉树所有的县。“开始时我去玉树拍照片、写文章、拍纪录片，逐渐地，玉树成了我第二故乡，后来再去玉树就成了走亲戚，每年不去一次，生活中就好像缺点什么。”红杏动情地说。

　　刚到玉树下辖的歇武乡，便赶上了一场赛马会。无论逢年过节、祭神转山、迎宾送客、操办婚事，康巴人都离不开赛马竞技。

　　初来乍到的红杏背着两套相机到现场寻找拍摄目标，但很快她便无法舍弃任何一个进入镜头的康巴人，尤其是康巴汉子。“他们的形象大都极有特点：高广的额头，纯净而明亮的眼睛带着清新的旷野气息，宽宽的鼻梁，厚厚的嘴唇，高大的身材，肤色被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射成紫铜色，个个都像英勇的武士。”

　　当舞蹈表演开始时，她更忙碌起来。康巴汉子将长袖甩得虎虎生风，跳起最热烈的“卓”舞。红杏穿着红色运动衣，在场上窜来窜去，还不时地在地上打着滚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很快便成了场内一景，引得看节目的牧民发出阵阵唿哨。直到隔年，她又在举行赛马会的季节来到结古镇，居然还有人会认出她来，说：“你不就是在歇武躺到地下拍照片那个女人吗？”

　　一次，在结古镇，应一本杂志之约，红杏去拍摄一位唱“格萨尔史诗”的老艺人。老人和妻子都还能跳舞，“看他们那轻快的舞步，怎么也不像年过７０岁的老人。”红杏惊奇他们如此高龄还能在海拔近４０００米的地方跳舞。

　　
前世就是康国寺的尼姑

　　高原初秋的阳光极灿烂，毫无遮挡地直泻在脸上。“不经意间，我已被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打造成了一个‘高原女人’，只是身材比‘原装’的瘦弱一点。如果我真是个藏族女人，凭这副身材，恐怕就不太好往出嫁。”
 

　　在治多县“帐篷城”，红杏扛着相机四处流窜，顿时成了那些藏族阿姐们议论的对象。几个女人拘谨地和她交流，问她有没有男人，有几个孩子。得到答复后，女人们露出惊愕的神情，一个叫卓玛的女人冲身后叫了一声，跑出来一串小孩：３个小男孩１个小女孩。

　　“咱们同岁，我都有４个娃了。”卓玛说。几个女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老阿妈拉着红杏的手说：“可怜的孩子，你命真苦，要是你男人对你不好，你就把我家的娃娃领走一个，别再一个人出来照相了……”随后她用手做了一个捏快门的动作，然后又摆摆手。

　　“我真的感动于她们的真诚，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异，我们彼此可能都有道理，作为女人，我们都很幸福，只是方式有别。”红杏感慨道。

　　在玉树，红杏不止一次感受到藏民的真诚和热情。
 

　　每次到玉树，康国寺成为红杏必须要回的“家”。“和招待所比起来，我更愿意住在寺庙里。不管在哪个寺庙，我一住下就觉得心里特踏实，每次都不愿意离开，仿佛我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康国寺的洛嘎活佛说的：“你的前世是个尼姑，是康国寺的尼姑。你还是个空行母，给你一个新的命名吧：让宗堪卓。”
 

　　寺里的老管家扎纳总是把一些吃的捧着塞到她的手里，每次见面他说的同一句话是：“明年还来啊，每年都要来啊！”这时红杏便会答应他，告诉他每年都会“回”来看他。“这是我的承诺，我一直为这个承诺做着各种努力，为此我失去了高薪的工作，失去了最后的存款单，失去了不能理解我的旧友……但我得到的也许是永恒的缘分，留下的就是有缘的。”
 

　　在康国寺，红杏还和一位叫嘎玛玉珠的尼姑成了好朋友。嘎玛玉珠和她的母亲、弟弟都在康国寺出家，但平常她们就在离寺院只有几十米的家中修行。“她不会说汉语，可我的话她似乎全能听得懂，我和嘎玛玉珠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言交流，而彼此却很默契。”两个人经常就像互相串门的亲戚一样拉着手在凳子上坐着，什么也不说，就那样听着嘎玛玉珠的弟弟念经，彼此看上一眼就算聊了家常。
 

　　有一次和藏族歌手亚东一起去康国寺，作为藏族人，亚东第一次看到一个汉族女人在寺庙里能受到那么隆重的款待，就连老管家和活佛，包括所有人都对红杏恭恭敬敬的，让他甚感意外。
　　
 

可可西里的惊魂一幕

　　红杏总是把玉树介绍给喜欢摄影旅行以及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她经常听到这样的话：“红杏，下次去玉树，一定通知我”；“这个地方真不错，我一定得去一趟”；“这康巴汉子太‘酷’了，我一定得去看看他们”……

　　在一次聚会上，经藏族作家二毛介绍，红杏认识了正在筹拍电影《可可西里》的导演陆川，席间红杏聊起了一段与可可西里有关的往事——她目睹了一个生命从海拔５６００米的濒死状态到海拔４９００米即转危为安的全过程：“２０００年，我跟着一个剧组，让当地管理局带着进入可可西里。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一队捞卤虫的人。他们的车陷进了前一天刚刚涨了水的河里，他们想把车拉出来，但是被我们发现了。不过幸好我们碰到他们，不然我们的车也会陷进去。他们的车上有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肺气肿的病人，他们想通过可可西里把他送到医院，但是那里是不允许私自进入的区域，于是我们给了那个病人一些药并扣留了他们，然后带他们回去。”
　　往事被红杏叙述得平淡无奇，最终却成为电影《可可西里》中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

　　２００５年，听说她要把在玉树的经历写成书，玉树的朋友们非常兴奋。“阿太兄竟高兴得又醉了一场；布才哇到北京办事，专程为我带来了相关资料；索朗多杰主任更是不辞辛苦地为我搜集最新资讯，以致他的电话费破了历史纪录……”多少年来心心相印的藏族朋友，让红杏一下子想到了自己书的名字：最后的天堂，一封写给玉树的情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