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们致中国“情书”

　　从托尔斯泰“给中国人的信”到五四时期鲁迅、巴金们把圣彼得堡大师们的文学著作其视为“偷运给奴隶的军火”，再到十月革命时期沙俄贵族们的文化旋风……俄罗斯文化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而其水乳交融、互相作用远远超越了时代。

　　托尔斯泰与辜鸿铭：“我写的书都可以不看，惟有我给中国人写的一封信非常重要”

　　100年前，1906年的秋天，当时已经在俄罗斯文坛声名显赫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下了一篇名为《到底怎么办》的文章。在文章的前部分，托尔斯泰引用了比他早整整两千多年的另一位思想家的话：“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位思想家就是中国人熟悉的老子。

　　中国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在那一刻的碰撞并非偶然，与他同样关注中国的还有高尔基，他甚至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过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意见，为20世纪初的中国人提供思想解放的文化原型。此外还有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

　　1906年3月北大英文系教授辜鸿铭把自己用英文写的《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和《尊王篇》两本书，通过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勃罗江斯基转递，送交托尔斯泰。是年托翁78岁。他接书后很快亲自写了《致一个中国人的信》，先后发表在德国的《新自由报》和法国的《欧罗巴邮报》上，在欧、亚两洲引起反响。

　　信中托尔斯泰对中国的一往情深：“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向令我极为关注。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近来，在欧洲人，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人对中国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后，中国人的一般情绪，当时和现在都令我特别关注。”

　　书信的背后，不止是两位世界级文人的交往，还是潜伏在民族血液里的中俄文化的一场碰撞。

　　圣彼得堡文学地图：“投运给起义奴隶的文化原型”

　　异邦人士如果只听说过圣彼得堡的一条大街，那一定是涅瓦大街，没错，就是果戈理那部著名小说《涅瓦大街》得名的由来170多年前，普希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叙事长诗《青铜骑士——圣彼得堡的传说》;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里，被囚禁了8个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长篇中的故事，都发生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周围，干草市场广场这些房屋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居所的蓝本……

　　圣彼得堡与中国文学还有着一段特殊的因缘。所谓“列藏本”《红楼梦》，就是指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石头记》抄本。道光12年(1832)，俄国的宗教使团随行人员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把这个抄本从北京带回了俄国。在我们读圣彼得堡的时候，圣彼得堡也开始读《红楼梦》读我们。

　　五四时期，一贯以变革社会、介入生活为己任的圣彼得堡文学呼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需求，被鲁迅誉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鲁迅说，俄国文学让我们感到亲近，“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有和作品一同烧起希望。”

　　同时，它也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创建提供了最直接、最亲切的借鉴。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都曾是俄苏文学的热心译介者和积极推广者。

　　俄罗斯“桃姐”与上海“苏丝黄”

　　最近热播的东北谍战剧《悬崖》中，男主角周乙仪态风度，颇有贵族范儿，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白俄老祖母”，这位“俄罗斯桃姐”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沙俄贵族的典型样本。

　　他们大多是有教养的贵族与哥萨克军官及家属，80%居住在法租界，不仅办了学校、医院、银行、俱乐部、图书馆等，还办了十几种报纸杂志，比如《中国民主》、《现代妇女》、《大学生活》、《暮色》、《白光》、《不死鸟》等。俄侨画家还开设画室，带出了一批中国画家，轻音乐、芭蕾舞、酒吧歌曲也都是他们带进来的，自行组建的“俄国话剧团”甚至以巴黎大戏院为基地，上演过契诃夫、果戈理与屠格涅夫的名剧。

　　1934年，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的45名队员中，有24名为俄国侨民。还有不少俄侨音乐家任教于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如钢琴系主任扎哈罗夫、大提琴系主任舍夫佐夫、声乐系教授苏石林等，他们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国音乐家。

　　当然，也有不少出身优裕的白俄少女被迫沦落风尘，上海当时的色情场所之首是苏西黄俱乐部，很多美丽非凡的白俄女子在这里跳脱衣舞为生，她们的舞技更是无可挑剔，很快成为上海夜生活的最亮点。

　　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的文化作用则更加深远。克希莫夫们为中国美术创作和教学培养了大批人才，播下了俄罗斯油画艺术的种子;苏联国立剧院的功勋演员们则教会了中国姑娘美轮美奂的芭蕾和歌剧，当时制作出红极一时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就受到过俄罗斯著名舞蹈家彼·安·古雪夫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