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维和警察在海地

      经历过汶川一日的撕心裂肺后，当国人面对罹难海地的八位英雄灵柩时，那种痛不需经过时空转换从加勒比海岸传来，而是直接激活内心深埋的从未淡忘的隐痛。

    迄今中国与海地还没有外交关系，而应联合国要求，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已向海地派出了８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而今，我们希望穿过层层岁月，以期最大限度的还原中国维和警察的生存原生态。并以此向自２００４年开始远赴异国的中国维和警察们致敬！
 

 

山东第一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政委

石学鹏：白天和罪犯斗，晚上和蚊子斗

　　“嗖嗖嗖，冷弹横飞，枪声不断。啪啪啪，浓烟滚滚，爆炸就在身边”。这是石学鹏带队的我省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生活写真。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２日，１３５名经过层层选拔的警察作为山东省第一批、中国第三支赴海地的维和人员踏上了飞往异国的征程。作为此次维和警察防暴队政委、最高指挥官的石学鹏，在自己位于济南的办公室中，再次忆起那段维和岁月，仿若昨日。

    “当我们队员在河北廊坊接受培训时，就知晓自己要去的海地是一个危险程度仅次于战时伊拉克的动乱国家。那里夏天温度都在５０度以上，我们在外面轮流执勤站岗手中的枪烫的都握不住，蚊子都是一团团的围着你转。”

　　“白天和罪犯战斗，晚上和蚊子战斗！”

    由于当地天气炎热、蚊子横行，毒性较大，传染性强，不论在室内还是室外，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蚊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队员们个个深受其害，有的队员被咬得“遍体鳞伤”，因此，打蚊子是队员们每晚的“基本功”，每个人都得学会对付这群可恶的“敌人”。石学鹏介绍，每晚睡觉前，大家都要在蚊帐里进行一次彻底的“清剿行动”，如果一不小心留下一两个“漏网之鱼”，第二天肯定要被叮起一个个又红又肿的“包块”，奇痒难耐。执勤时，为了不受恶蚊骚扰，有的队员须带上驱蚊水、风油精和花露水，有的采取穿长衫长裤来防御，来预防一些流行疾病。

    位于中南美洲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自独立以来就内乱不断。１９９３年９月，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成立联合国海地特派团。但是由于海地军事当局不予以合作，联合国海地特派团当时无法充分部署和执行任务。１９９４年７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９４０号决议，授权部署一支编制为２万人的多国部队，帮助维持海地的安全和稳定环境。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１日，以美国为首的驻海地多国部队向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移交了维和使命。２００４年，中国首支维和部队进驻海地。

    “这片土地之所以险恶，更多的是那里接二连三的暴乱，流弹嗖嗖的从营房的屋顶上擦过，不少落到宿舍的床铺上。在太子港监狱暴乱时，战友们都穿着４０多斤重的防弹衣、高筒靴及头盔执行保卫任务，一天整整站１２个小时，一回营房倒头就睡，也不管外面嗷嗷叫的游行队伍和擦身而过的流弹。

    “在海地大选后期，我们负责保卫计票中心，被暴民围困其间整整７天断水断粮，毒辣的太阳晒得队员们的衣服一会儿就汗透。湿乎乎的黏在防弹衣上。那几天每个人身上都臭烘烘的。能把人熏倒。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谈到这里，石学鹏神色凝重。

    “身体受罪痛苦，防暴队员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厉害的。”平常除了执行任务和每天固定的半小时休息时间，所有的中国驻海地维和人员都猫在还没有一个篮球场大的营房里，没有娱乐加上长期的封闭生活，不少队员都变得眼神傻愣傻愣的，你问他话他眼都是直直的。

    后来，驻海地维和人员在营房里组织歌唱祖国演讲比赛，并且一搞就是四五个月，每个人都深深的投入其中。可能在国内的人体会不了对祖国母亲的这种感情。
 

    “我们在营房屋顶升国旗，每次都不少队员悄悄抹眼泪。”石学鹏强调，“我们每个队员都好像是黑夜中大海里的小船，摸不到方向，特别的想念祖国，想念家人。

    石学鹏认为中国赴海地所有的维和部队能全部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与中国维和部队在国外创下特别好的国家形象是分不开的，“我们的队员不管多么苦累都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当时７天奋战在海地大选计票中心，每个队员的那股子韧劲儿就是证据。”

    “我们这一批维和部队在海地整整待了８个月。联合国对于维和部队的任期极限是６个月，中国的队员完全冲破了这个极限。记得那次我们第二天就会整体飞离海地结束维和任务，在营房里队员们都秩序井然按部就班的执勤站岗打扫卫生，丝毫不见一丝的改变。这就是经过艰苦磨砺获得的超强心理素质。”石政委语调铿锵。

    “在维和部队里，每一个队员都是了不起的。”

山东第一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副队长

冯乃武：在海地，罪犯都有机会当上警察

    “联合国对于维和队员有一个抚恤标准，大约一人伤亡折合人民币５０万，在赴海地的第一天就填表确认，甚至清楚到损失一条胳膊一条腿国内家属会得多少抚恤金。”

    冯乃武是济南交警中的“老维和”了，曾先后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三次分赴波黑、利比里亚、海地执行维和任务。在战火纷飞的中东，在贫困的西非，在动荡不安的海地，处处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

　　经历过三次国际维和行动的冯乃武肤色黝黑，身形精干。在２００６年从海地执行完维和任务回国后，体重由１８０斤下降到１５０斤，整个瘦了一大圈。而谈起自己的海地维和经历，神情依然是一贯的坚毅与平静。

　　“我还记得我们刚来海地的第四天，石政委的丰田吉普车就挨了一枪。而咱们每天升的那国旗，不几天就被飞来飞去的子弹打成了筛子。哨岗周边装的双层防弹玻璃外面那层都被流弹打裂了。”

    冯乃武透露，有一天晚上，他和营地的几个队员跑到营房外面的小树下面打扑克，发现头顶扒拉扒拉掉树叶，凭经验晓得是子弹打落的，他们一行人立马返回营房，再也不晚上出来打牌了。

    公开信息显示，海地私人枪支泛滥，不少原海地军人持枪各立山头，这也给当地留下了社会安全隐患。

    在海地，有这样一个说法“有监狱官对已经监禁的罪犯说，如果你愿意当警察的话就可以获得人身自由。“加上海地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盲率，当地的国家警察大字不识一个，这恐怕也是全球罕见的现象。”冯乃武不无感慨地说。

原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

董建军：女儿的照片哄我入睡

    在海地，因为长年不间断的战乱和武装冲突，也使得当地人练就了超强的自我防护能力。

   “记得那一次有两个当地人相距五米面对面站着，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其中一个人直绷绷的倒下了，另一个人灵巧的挪移贴上墙根。我心想倒下的那个估计是遭了枪袭死了。结果过了五分钟，那个人缓缓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走掉了。”

    当地恶劣的生活环境，也让中国维和人员养成了一听到枪响马上就地找掩体的习惯，有的时候一根电线杆后面在一瞬间可以排上一排的人，直溜溜的，你从前面看就一根电线杆。前面站的人一回头愕然发觉自己身后是一长串人。

    今年３７岁的董建军在２００４年赴海地维和时，他的孩子刚出生８个月，还不会叫爸爸。在离家之前，他专门做了一个女儿的相册，贴在自己的蚊帐顶上，一躺在床上就看到可爱女儿的照片就慢慢睡着了，还拿媳妇和女儿的照片做了个平安符随身带着。

    “我们那时候７天才能打一次电话，一次只能打一分钟，那时候网络不行视频更没法看，从海地往家里拨电话，那电话号码就有２０多位，对着纸上记的一个个的按，有一个拨错了就得重新来，拿起话筒有时候手就发抖。打通也只能问个‘家里好吧？’就没时间多说一些话了。”

    “那时候，我们从不和家里人谈在海地的情况。”董建军的眼圈微红，“哪个出门在外的人不想家啊，何况是离家这么远的海地。”

    “在海地，我们都自己发电。当地的水都是有病毒的，出门路边就能看见层叠的尸体，我们自己去找有净化水的地方抬水吃。那边的水缺少很多矿物元素，队员们普遍缺钙。”２００５年，回到祖国的董建军体检发现自己中度缺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