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式奢侈,是啥宗教是啥病
爱马仕的笔记本若干、LV的钱包十几个,各种奢侈品傍身……这,是微博里日常的郭敬明,毫不掩饰地炫富。
一个灯二三十万元,随便一个包几十万元,喝个水都是昂贵的玻璃杯……这,是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的奢侈。
有人说过度追求奢侈是一种病,如此看来,郭敬明们病得可不轻。
这样的奇葩,只会出现在被“名牌拜物教”席卷的亚洲。
在这样一个“人们第一眼就能看出你的穿戴值多少钱”的时代,郭敬明花多少钱买杯子似乎与大众无关,但他广而告之的行为却颇可堪玩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学样本。
杯子十几种,茶几超百万,郭敬明们进化为奢侈品控
《小时代》,被指是郭敬明的炫富之作。
电影中的宫洺有各式各样的杯子。林萧不小心将宫洺其中一只杯子打碎,只好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天价杯子……而在原小说中称这个杯子标价“2200元”。而电影中出现的杯子,也是货真价实的“贵族货”,且都是郭敬明家里的。这些杯子每个都要上千元。“他的会客厅里杯子多得让人以为他是杯子控,但其实他不过是喝各种不同的水都要用不同的杯子。”
在电影中还能见到郭敬明自家的很多奢侈品,比如电影中出现的瓷器及油画,手工教皇靠背椅、水晶球摆件等等。郭敬明的衣裤都是一线名牌,他的衣服鞋子基本都是在外滩1到18号名牌店买的。在郭敬明主编的期刊《最小说》2009年7月刊上,他在一个栏目里曝光了自己的一些奢侈品,比如爱马仕的笔记本、LV的手提包、PRADA的小熊钥匙扣等等。郭敬明不仅把这些奢侈品拿出来晒,而且还给每件物品作了批注,他是这样写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几乎不用笔写字的人,要买一个四位数的爱马仕笔记本。四爷我的钱包大概有十几个,这个是我放在书架上没有用的,随手拿过来拍照应付一下,我也就不提这个钱包其实中国只有限量的X个了。”
其实,郭敬明自己拿出来晒的这些还都是“小件”奢侈品,不过是冰山一角。生活中的郭敬明几乎是躺在奢侈品的包围中,不仅买下价值几亿元的汪精卫四姨太上海旧址,从沙发茶几到吊灯、睡床,统统都是超级昂贵的名牌货。“他家里的装饰品特别多,整个会客厅都是欧美奢侈风,那头上的大吊灯真是让人不敢直视,全水晶,一圈红宝石镶嵌。”这个标志性水晶灯价值在45万,还没算那个红宝石的价格。“他的那个茶几是KENZO的,一百多万,比阿玛尼的还贵。”
郭敬明这样煞费苦心地四处展示,到底所为何来?
未富先奢,名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标示体系
去年,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发布消息说,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这个王冠此前分别属于欧洲、美国和日本,而中国,将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奢侈品进入中国也不过是十多年的事情。这个国家尝试市场经济也不过20年。
地球人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们像抢购生活必需品一样购买路易威登包、雷达表和阿玛尼套装?“名牌拜物教”从韩日港台直袭大陆,为什么我们毫无抵抗之力?为什么在香港,上至富商巨贾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有一只或几只瑞士手表?为什么韩国女性要把菲拉格慕视为基本装备?为什么上海白领要用一个月的薪水换取一只古奇的钱包?为什么日本少女为了路易威登就和中年大叔“援助外交”?
答案就藏在亚洲全方位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中。过去千百年来,亚洲维持着森严的等级地位,以出身、家族世系地位、职业来严格划分社会阶层;而现在,“以财富论英雄”。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成功上位,得到影响力、名声甚至尊重。
但银行存款不能披挂、不方便转化为相称的社会地位,而西方奢侈品的适时介入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把自己的商标包装成醒目的品牌表示,跨越了语言障碍,让人们以随手可得的方式,明确无误地显示出自己的经济实力。如果你拎着一个价值500美元的路易威登包,那就等于告诉人们,你家底殷实。如果你手上招摇着一只价值10000美元的爱马仕柏金包,毫无疑问,你是显贵人士。
显然,人们认为自己的消费方式能充分代表并展现自己。古奇包包与菲拉格慕鞋子不仅是女性对潮流的追逐,阿玛尼套装与雷达表也不仅是男人们的名利场装备,它们标志着拥有者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名牌已经不是名牌,它展示身份与自我价值,是划分社会等级的新方式,它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标示体系。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穿对衣服选对包就成为新贵阶层的礼仪规范。《有闲阶级论》言道:把钱花在添置衣物上是非常值得的投资,因为我们习惯了以貌取人,在初此见面时我们习惯打量对方的衣着,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所属阶层,因而服饰成为我们最为直接的判断标准与证据。《纽约客》首席时尚评论员说:他们相信穿了对的衣服就能被对的人接受,并能摆脱出身背景的困扰。
仅仅占有财富没有意义,还需要确保财富能为你赢得尊重,因而你需要不断展示自身拥有财富的证据
根据研究,西方奢侈品在亚洲的传播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征服期;第二阶段是富裕期;第三阶段是炫耀期,以购买彰显财富的产品展示经济实力;第四阶段是适应期,大规模的奢侈品采购,从“个人需求”到“与群体一致”的转变;第五阶段是生活期,习惯了奢侈生活方式,买家自信有眼光有个人风格。
根据“五个阶段”理论来判断,我们很容易可以判断出郭敬明处于哪个阶段。正如《有闲阶级论》所言:仅仅占有财富没有意义,还需要确保财富能为你赢得尊重,因而你需要不断展示自身拥有财富的证据。
所以,郭敬明不满足于拥有奢侈品,而要在博客里、在电影里到处展示;而郭美美们坑爹的展示欲望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据说,拿品牌标识作为 “身份地位的象征”的炫耀起要持续5-10年,量变到质变后,奢侈品消费会进入到不可逆转的飞速传播状态。
到了下一个阶段,我们就不会忙着围观郭敬明或郭美美的炫富了,也许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亚洲文化中的从众心理会让我们在大家都披挂古琦和普拉达时倍感压力,觉得自己的社会形象尽失、有如当众丢脸。“适应期”就是这样控制了日本。
当然,日本已经进入了“生活期”。他们购买奢侈品不是像郭敬明一样高人一等而是为了与人相同。奢侈品成为常态,除非经济状况戏剧性衰落。一旦习惯了普拉达和香奈儿,平价百货超市的货色就难以入眼了。在这个阶段,名牌拜物教已经系统而完善地建立了。就像韩国人把菲拉格慕当成新泡菜一样不能割舍。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但人们依然大量购买奢侈品,无法自拔。名牌依然要扮演全方位定义个人身份、划分社会地位的标准的角色。
所以,我们不必围观郭敬明,赶紧去做心理辅导吧。将来,我们还要围观负债消费,破产激增等等奢侈代价。
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提醒我们,也许我们最希望的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广泛的自由度,过着适合我们自己理想的生活。
但在奢侈品的铺天盖地之下,我们还知道什么是自由和自己理想的生活吗?即使知道,有没有为此和集体狂热保持距离的勇气?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