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大牌如何逃税

　　奢侈品大牌享誉全球盛久不衰，每季新品都是世界时尚潮流的风向标，也是土豪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消费者的夙愿向来是希望大牌能更接地气更亲民，却不想最终大牌们却是“亲民”在了这些不堪的问题上，例如逃税。

　　大牌们的逃税“潜规则”：“在低税国家注册空壳公司作为主要交易公司，同时在高税国家具体操作”

　　奢侈品逃税已经不算是新闻，但却成为一个现象。经济状态不稳定的世界市场，谁都不肯把自己挣来的钱轻易交出去，哪怕是法律规定的。

　　最近，宝格丽涉嫌瞒报30亿欧元的收益偷逃税款，这30亿欧元收入是公司高管在2006-2011年间输出至集团设于企业税率较低国家——卢森堡、荷兰和爱尔兰的子公司。据悉，一个叫做Bulgari Ireland Ltd.的爱尔兰公司2011年报年收入6.937亿欧元，而这些实际上是Bulgari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门店的收入。

　　宝格丽的逃税之举并不是孤例，早些时候，普拉达集团曾将旗下资产调往荷兰和知名的避税天堂卢森堡。此举引起意大利税务机关怀疑，并展开了对Prada的调查。Prada后来发出声明，表示已经和意大利税务机关达成协议，会将应课税的资产调回意大利，从而投资意大利并协助当地经济复苏，同时会追交相关的税项。

　　“在低税国家注册空壳公司作为主要交易公司，同时在高税国家具体操作”已经成为奢侈品商们逃税的“潜规则”。“这样可以利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实现整个集团的税收最小化。”一位熟悉税务操作的业内人士说。

　　利用这种方式逃税的经典案例，就是曾被指控逃税漏税7100万欧元的华伦天奴前主席Matteo Marzotto。原因是2007年该家族以7.82亿欧元的价钱出售了华伦天奴时尚集团29.9%的股份，通过卢森堡的一家名为International Capital Growth的公司进行运作，从而让Marzotto家族逃避意大利的高税收政策。

　　在2013年6月底，意大利奢侈品牌Dolce Gabbana的创始人及设计师Domenico Dolce与Stefano Gabbana，因在2004年逃税数亿欧元，被法庭判处两人20个月的监禁，并处巨额罚金。

　　在米兰男装周期间，Dolce Gabbana2014春夏男装发布会现场，当模特走秀结束、设计师准备谢幕时，突然有个男人跑上T台，脱光衣服，只穿一双红跑鞋，开始裸奔，被警卫驱逐时却摆了个POSE，据说这秀场裸奔与逃税案有关系。

　　意大利的税收是非常严苛的，税警有无数妙招，D&G又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它的做法是，把品牌的标志和副线品牌DG出售给卢森堡一家控股公司。法院认为，这桩交易的目的是逃避在意大利支付高额税款。是多少钱呢?法院说是价值10亿欧元的特许权使用费所产生的高额税负约4亿欧元。

　　不过，两位设计师当事人对此法院已经认定的逃税行为是矢口否认的。没有出现在法庭上的两位设计师通过微博给自己洗白——Stefano在自己的推特上发文“No True",暗喻对指控的否认。Gabbana在Twitter上写道：被控不实罪名不是件美妙的事，但也无所谓，反正我们最后都会化为一捧黄土。

　　不愧是世界大牌，逃税都这么的理直气壮。

　　逃税，也是一项生意?

　　从以上这些案例不难看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极端的逃税手段都发生在意大利品牌身上?

　　这一切与意大利的经济危机、高税收有关系。

　　2012年关于政府财政的报告中，意大利审计署承认意大利税收负担一直在加重，但因为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欧盟要求的财政赤字目标，社会公共项目的固定支出，深陷经济衰退而不断恶化的就业情况和消费状况等。在这种困境中，要减少税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欧盟统计局曾发布数据称，2011年意大利税收负担沉重，意大利人上缴的税款占收入的比重高达42.3%，仅次于比利时(42.8%)，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高居第二位。2012年意大利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127%，较2011年大幅上升了6.2个百分点。在欧洲只有希腊的公共债务超过意大利。同期，意大利的税收负担已超过芬兰，排名欧元区第四位，税收负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较2011年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意大利纳税人所承担的税收压力在欧盟排名为第六位。但反讽在于，意大利并非高福利国家。

　　简言之，意大利要用人民的钱，补国家的漏洞。而企业却受不了如此大的税收压力。

　　当然，不止在意大利，有关奢侈品的逃税在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只是形式有些许不同——在意大利卖奢侈品逃税，在一些地区买奢侈品需要逃税。

　　2011年以来，从事代购的杨某从境外采购LV等品牌的手提包、钱包等货物，在宁波海曙米兰坊箱包店内销售。以支付“代购费”等方式，先后委托黄某等多人利用出入境机会在海外代为购买手提包等货物走私入境。黄某等人按照杨某要求代为购买货物后，通过随身携带的方式，选择无申报通道将货物走私入境并交给杨某，或以邮寄走私的方式，将货物从境外寄至杨某处。

　　2013年5月，黄某随身携带杨某委托购买的5个Prada牌手提包入境时，被宁波机场海关当场查获。同日，宁波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依法搜查宁波海曙米兰坊箱包店，查获并扣押杨某走私入境的MiuMiu牌钥匙包3个。

　　经有关部门查处，2011年8月至2013年5月，杨某通过上述方式走私境外手提包等货物共计290件。经宁波海关关税部门核定，这些货物完税价格120多万元，偷逃应缴税额35万多元。

　　有业内人士认为，海外代购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质量有保障，如果像正规渠道一样缴税，那么代购产品的价格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代购的生存空间也会变小。按照这种说法，逃税，已经可以称之为一项生意内容了。

　　奢侈大牌的横行姿态：这种病态消费既是监管机制的成长欠奉，亦是消费者心理缺钙

　　奢侈品大牌享誉全球盛久不衰，每季新品都是世界时尚潮流的风向标，也是土豪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可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逃税之外，抄袭、盗窃、二次销售各式各样的丑闻层出不穷。消费者的夙愿向来是希望大牌能更接地气更亲民，却不想最终大牌们却是“亲民”在了这些不堪的问题上。

　　ZARA作为全球最大的时装零售公司之一，在其网站宣称“真诚地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建立联系;持续地与前面提到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整体业务活动要透明，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要透明。”事实上，ZARA的实际行动却违背了其公开承诺，ZA RA甚至回应：“很遗憾我们不能回答来自学校、大学和专业人士等个体对于我们业务模式提出的问题。”

　　《绿色选择纺织品牌供应链污染》调研报告在京发布后，6000多家进入污染名录的企业中，不乏国际、国内品牌供应商如ZARA、H&M、阿迪达斯、耐克、李宁等，诸多知名企业供应链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防治违规情况。

　　2013年7月，TIFFANY前高管Ingrid Lederhaas-Okun因盗窃罪在康涅狄格家中被捕，据联邦法庭的资料显示，Ingrid Lederhaas-Okun在2014年2月被裁，不过并非因为盗窃，而是因为整体裁员，文件同时显示她在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期间盗窃165件价值120万美元的品牌珠宝，包括大量的钻石手镯、铂金或黄金钻石耳环、铂金钻戒、白金钻石吊坠等产品。据悉，调查人员从Ingrid Lederhaas-Okun家中搜索到32个钻石手镯，每个价值约1万美元。

　　2012年，法国警方在巴黎和里昂捕获12名涉嫌制造假冒爱马仕包袋的国际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达到1800万欧元，其中有2名为爱马仕的内部员工。大部分假包都是按照原价按照真货通过爱马仕官方的销售渠道售出。获利赃款都分别存入22个香港银行账户和3个塞浦路斯银行账户里面。在里昂的假包制作工厂里面，警方还找到质量上乘的原材料，五金件和铸刻机器。

　　但毕竟有买卖才有市场，没有消费者的极力热捧，奢侈品断然不会像房价一样看涨不看落。

　　“人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出身，只要赚到足够多的钱，就能成功上位，赢得尊重。”营销与消费分析专员保罗·赫斯本说，“Gucci包不仅仅是女孩们对潮流的追逐，阿玛尼套装与劳力士手表也不仅仅是男人们的名利场装备，它们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这种病态消费既是监管机制的成长欠奉，亦是消费者心理缺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