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艺术狂奔到商业扩张

　　现代话剧的“活着”——

　　现代戏剧谷2013壹戏剧大赏在静安800秀揭晓了获奖名单。由孟京辉执导、黄渤主演的话剧《活着》是本届大赏的最大赢家，囊括了“年度大戏”、“年度最佳导演”、“年度最佳男主角”三大奖项。

　　作为华语地区首个商业戏剧奖项，壹戏剧大赏自2010年创立以来已成功举办4届。孟京辉显然是其中的宠儿。赖声川曾说，他也想探讨另一个话题:艺术到底值多少钱?然而孟京辉不在乎。先锋导演、愤怒青年、文艺青年……孟京辉身上曾被贴了不少鲜明的标签。十几年过去了，那时的愤怒青年，如今已成为市场的“宠儿”。

　　2008年，蜂巢剧场成立。有了剧场就有了演出平台。蜂巢每年200多场演出，除去青戏节占用几十场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演孟京辉的作品。《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这两部代表作都在短短几年内演出了大约一千场。曾经凌厉尖锐的他，在专业团队、专属剧场、签约演员的包装下，还能否棱角依旧?

　　孟氏《活着》，一出幽默混搭的悲剧

　　余华很久没出现在大众面前，一出来，就是为孟京辉的话剧《活着》站台。

　　“孟京辉那小子太坏了。”余华说，“我知道，他不会老老实实把我的东西帮到舞台上。”没想到，“坏小子”孟京辉，在20年来《活着》的4次改编里成了最忠实的一个，不仅台词完全复制原著的长篇对白，甚至还到了冗长的程度。

　　《活着》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结束后，孟京辉脑子里就蹦出俩字：“行了!”跟所有演员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演的挺好，以后不要比今天演的更好，够了。我们所有的力度、速度、温度全都有了，不用再加劲，那样反而更容易失去了某种质感。”

　　坐在观众席八排一号的余华，眼泪一直掉。那天他和孟京辉喝酒到半夜两点，跟孟京辉说：“这个小说是我生的孩子，我最熟悉了，但我还是有陌生感。”

　　余华眼中的陌生感，在孟京辉看来是“我们对他一种新的解读”。

　　孟京辉给这次改编定了三点原则：第一是千万不要改动余华的语言;第二是所有的东西只摆出来，不做评论，更不做总结;第三是允许互相制造障碍，舞美、音乐、表演按照正常的交叉式创作，“有了这三点就够了，我们创作就到这了。”

　　不过，纯粹的现实主义，让孟京辉觉得无趣：“我更热衷于天马行空的混搭”。

　　“孟氏先锋”的荒诞元素，群魔乱舞、集体太空步、“黄河谣”、红色美学，原著《活着》里那些死亡和悲剧，让聚光灯凝聚在黄渤那张看着都有“青岛腔”的脸上，百感交集。

　　从白衣牛仔裤皮鞋的黄渤一登场，这部话剧就不再是余华的小说《活着》，更完全不同于张艺谋的电影。它姓孟。

　　当年张艺谋对观众能否接受“主角身边的人全部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心里没底，小心翼翼地给福贵留下三个亲人——妻子、女婿、外孙。但孟京辉这回十次死亡全部忠实呈现，残忍到他自己也不敢看，“我是不能看这出戏的，一看就要流眼泪。”

　　有观众在看完戏之后说：“看戏的感觉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孟京辉说，“坦白讲，我也没想到有这样的反响，这事到现在来讲还挺兴奋的。怎么过来的?不知道。怎么从小说读着，然后舞台美术音乐进入?不知道。最后就过来了，观众就有掌声了。自己忽然发现：原来是这样，就这样了。”

　　艺术到底值多少钱?

　　绝对的艺术总和商业对立，有“艺术洁癖”的艺术家们不喜欢自己的作品沾染上铜臭味。但艺术需要钱，即便像黄渤那“一手包”的《2B青年的不醉人生》，也是需要几个道具钱。赖声川曾说，他也想探讨另一个话题:艺术到底值多少钱?

　　在中国做话剧，那是要有恒心还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外加一点为五斗米折腰的“贱”气。

　　当时的话剧环境孱弱，经常有人为国内的舞台剧市场忧心忡忡，意欲重振话剧雄风的人总在列举纽约、东京、汉城每天晚上有多少个舞台剧正在上演?健康的舞台剧市场应该如何构成?小剧场应该在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话剧发展对国民素质有怎样的影响……

　　重提孟京辉当年的“奋斗”故事时，很多报道都会引用这样一段《读者》式的励志故事：1999年，孟京辉要做《恋爱的犀牛》，没人投资，他把房子抵押了，借了20万元，把戏做了出来。

　　在1999年的某几天，孟京辉每天背着一个包坐着地铁奔波于北京城的东西两边，他在地铁上摸着那个包，只要那硬硬的还在，就有希望。没有人知道，那包里放的是后来上演1000场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全部制作费用，一共有21万多元，他分几次从同学那里取回来的。就是这部创下中国当代戏剧史上演纪录的话剧，当初差点因为没有制作经费而放弃。

　　孟京辉最初的身份是先锋实验导演，《思凡》《我爱×××》，一步步确定他的这个身份。没有人会认为他能创造一个话剧商业奇迹，尤其是，当他在小剧场鼓捣他那些实验作品的时候，小剧场话剧形态在北京这样文化氛围比较活跃的城市都难以生存。

　　1997年，孟京辉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他看了100多场小剧场话剧，有些话剧出自寺山修司、唐十郎这样的知名导演之手。这些人当时在日本掀起了跟政治、人生美学、传统、战后新的青年人生都有关系的小剧场浪潮运动。在看这些小剧场话剧的时候，孟京辉就想，小剧场话剧一定要有，一定要来劲，但怎么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呢?

　　日本之行后，让孟京辉改变了很多艺术与商业之间关系的看法，所以，回来后他排了《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臭虫》《犀牛》这样的话剧。

　　“我想关注些大家都特关注的事儿，然后在思想、主题和形式上找到一种冲击力，在视线上先吸引观众。”孟京辉说：“从日本戏剧氛围中，发现中国戏剧缺少的东西太多了。”

　　当初排《我爱×××》，没钱，王朔给了孟京辉5万块钱，之后的戏都没有赔钱。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孟京辉很快找到了那个平衡点，他说：“我原来戏剧的品格，最早的戏有特别明显的先锋性，再往前发展是颠覆性，颠覆某种人的意识。后来就是所谓我倡导的先锋性、实验性的东西慢慢变成了一个姿态，一个美学意识，不是跟直接呈现出来的美学形式有关了，而且不是先锋实验的终极意义所给你的东西，不是了，变成另外的东西了。我从刚开始做戏到现在，没有一部戏是我不想做的戏。不管好坏，不管锋利也好，粗壮也好，清新也好，每一部都是我彻底地想把自己的能量放进去的。”

　　话剧的商业和商业的话剧

　　从先锋戏剧老炮，变成通吃70后到90后的主流戏剧艺术家，孟京辉承认这些年“没那么尖锐了”，但对“你变了”的指责心存怨恨：“是不是我现在在地铁里卖唱，他们才会觉得是在延续他们想象中的美丽、残忍、青春的回忆呢?这太不厚道了。”

　　孟京辉举了一些例子证明自己的“不变”：为了做《柔软》，他打定主意往里赔一百万(结果不小心赚了);《初恋》和某汽车品牌合作时，他坚决不同意让演员为汽车活动站台;蜂巢剧场每天发售80-100张学生票，每张仅售50元;2012版犀牛他掏出22万制作纪念品送给观众。

　　“我发现只要勇敢往前走，很多事跟钱都没关系。”孟京辉说，“我是蹦着把钱挣了”。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好的时候，一眼看过去大街上都是美女……”这是孟京辉作品《恋爱的犀牛》的第一句台词。自从1999年6月7日第一场《恋爱的犀牛》在北京北兵马司胡同青艺实验剧场上演以来，这些经典台词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剧场已经被吟诵了900多次。

　　2008年，蜂巢剧场成立。有了剧场就有了演出平台。蜂巢每年200多场演出，除去青戏节占用几十场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演孟京辉的作品。《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这两部代表作都在短短几年内演出了大约一千场。

　　“蜂巢”只占北京新中街某个KTV的顶楼，原本是一个小影院，共343个座位，但现在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话剧的文化地标。这也是孟京辉的话剧演出主场，几乎天天爆满，常常一票难求。

　　有人说孟京辉的“蜂巢剧场”将会覆盖到其他城市，甚至“扩张到全国”;有说“蜂巢”已被风投看上，将有可能上市——甚至连孟京辉每年担任国际青年戏剧节的艺术总监，也被外界视为某种蓬勃力量的象征。

　　正是在这种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孟京辉成为戏剧圈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早在几年前就开上了宝马的SUV。“做戏的人并不一定要挤在地铁里，宝马算什么，我还要开奔驰呢!”

　　除了“蜂巢”外，孟京辉另一个涉及话剧行业变革的动作是创办“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外界对此亦多议论。有好听的，说他这是扶植后辈;有不好听的，说他这是“找一帮文艺青年把自己像教父一样地围绕起来”。

　　孟京辉不在乎：“每次做完青戏节，好多年轻导演都会说谢谢孟京辉，谢谢青戏节，就这些。我做青戏节，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给青年创作者一个平台，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如果有人做过，那么我肯定不做。这是第一次，我愿意做第一次的事情。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也纯是为我自己。如果我年轻的时候遇见这么个东西，我会感动的。所以做青戏节，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理想，我要做，不管你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