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王秀梅，不是那些“王秀梅”

　　本刊专访山东女作家王秀梅——

　　起个文艺腔的笔名几乎是女作家们必然的风尚，一个叫王秀梅的，却用这三个让人闭着眼睛都摸得出的简单汉字行走于江湖，10年，四百余万字，作品令人咂舌地丰硕。而继《婚姻》之后，她历时五年的泣血之作《血红雪白》，又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这个出生于1972年的胶东女子，怎么就从铁道职工一路如山洪爆发般写到了铿锵有声的专业作家?近日，本刊记者对著名作家王秀梅进行了采访。

 

　　1979年的风花雪月

　　王秀梅曾经跟一个问题纠缠了很久——为什么会在快要30岁的时候，才突然写起了小说?

　　而在电话拨通之前，我也在车水马龙的四楼办公室窗边，遥想这个出生于1972年的胶东女子，怎么就从铁道职工一路如山洪爆发般写到了铿锵有声的专业作家?

　　我忍不住试图从她30岁之前的人生踪迹去追根溯源。

　　电话那端的王秀梅，刚从烟台一个叫邱家村的地方回来，那是她名义上的老家，之所以说是名义上，是因为她断然否认记者关于“每一个莫言都有一个高密”的臆测。她说她没有“故乡”情结。

　　事实上，八岁之前，她都在一个叫鲍家泊的村庄度过，家里孩子多，两岁时她就被送到了姥姥家，在那里，她经历了一个农村家庭的繁盛与败落：小舅舅英年早逝，“闯关东”的大舅舅有一个偏执狭隘的婆娘，至今她还记得每当大舅妈的娘家兄弟跑到家里，在缸沿上“霍霍”磨菜刀，姥姥就在门后抱着她瑟瑟发抖;而才华横溢、喜爱画画雕刻、经常教她踩着窗台在冬天的玻璃上写字的姥爷最终郁郁而终……

　　这也使得年幼的小秀梅早早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小孩，她经常穿过姥姥家的大院子，院墙外有一排很美的白杨树，她就坐在门槛上，看着外面的大街，不说话。

　　八岁的时候，王秀梅回到陌生的父母家中，而这之后的记忆，会引起她久已淡漠的一种情感——心碎。它跟童年，跟冷漠的亲情有关。

　　不得不先说说她的父亲。这个性格暴戾的男人对她的性格形成、进而从事文学影响深远，“小时候我挨过很多揍，父亲动用的那些用农具临时充当的武器，城里的孩子闻所未闻。而母亲，永远是冷漠地站在一边的女人。现在，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残忍，这段经历让我敏感，悲观，绝望，这些气质正是一个小说家必须有的。”

　　但一方面，谁也不知道，她无比尊崇地爱戴着父亲，这个身高接近一米八、以村支部书记身份叱诧村里村外、各路朋友多得山呼海啸的男人。父亲是一个难得的清廉村官，在他执政十六年期间，只贪污过村里订的一些杂志，八十年代，一个农村家庭里能看到《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鸭绿江》，还有《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直到现在她都感到匪夷所思，勉强初中毕业的的父亲，怎么会订这么一些很有品位的杂志。

　　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就整夜整夜地看书。包括“大书”，像《新儿女英雄传》、《聊斋志异》，还有看不懂的《红楼梦》。她跟其他女同学一样拥有那个年代盛行的手抄本，但别人抄的是琼瑶对白，她抄的却是小说，包括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当时，村里曾经住过一支来自沈阳的部队，有一个很白净的小刘叔叔，会弹手风琴，会吹口琴，还把她的名字编到歌曲里。那时候她经常倚在门框上，听他拉琴唱歌。

　　这些人生经历在《树洞》的李渔身上，有着清晰的痕迹。“当我读到王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悍的力量所击中，那是个石破天惊的日子，感觉我的青春哗地一下就来了。”

　　这些记忆也成为了小说《大雪》的最初意象——她至今仍然最钟爱这部有自传性质的作品。

　　16岁，王秀梅初中毕业，一心想要离开家的她，在当时“农转非”的浪潮下考了个跟文学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天津铁路工程学校，毕业后分到烟台的铁路部门，在这个“像土暴发户一样的文化沙漠”，直到2009年，她都是党委宣传部门的公文“写手”。

　　此后，恋爱，结婚，再加上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她和所有的同龄女性一样，现世安稳，波澜不惊——午夜的时候，抑或才会做一个关于文学的梦?

 

　　从“形而上”到“一地鸡毛”：她比所有“王秀梅”都深邃?

　　2000年冬天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王秀梅突然决定写篇小说试试。

　　那年冬天很冷，总有莫名其妙的寒流从海上光临烟台小城，刚搬了新家，没有暖气，她给自己披了件棉衣，膝盖上支着一本稿纸，坐在电褥子上开始写起了小说。

　　王秀梅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酒精、紫外线、某些食物，甚至陌生人的触碰都会让她的肉体或者精神紧张对周围这个世界的过度敏感，导致她对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迟迟不能定型。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在快要30岁了的时候，才突然写起小说的原因所在。”

　　不可否认的还有“成名成家”的欲望。从中专时期比她文笔差的女同学发表散文后的趾高气扬，到所在企业岗位的竞争、生存的压力之下情绪的困顿——当时她有个朋友，经常往《知音》投稿，稿费很高，朋友每天写一两个小时，然后到海边去坐着发发呆——再到读别人的小说，她总是心想，人家能写，我为什么就不能?

　　王秀梅的处女作叫《踏雪无痕》，写了一段土匪和少奶奶之间的错乱爱情。

　　小说发表得很顺利，2001年的夏天，在济南，《当代小说》编辑部里，她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那本杂志的33页出现，她和她的小说被冠以了“陌生写作”的头衔。

　　这给了王秀梅极大的自信，她意识到自己有“编故事的才能”，从此，她以一个陌生写作者的身份，开始了这项将要纠缠她一生的智力劳动。而第一笔稿费289块钱，则被她记载在了自己的纪念册里。

　　“我跟小说发生关系始于一时兴起，中途却发现要跟它纠缠一辈子了。这就像是情人，做一手好菜，纠缠上了，就复杂起来，发现缺点了也断不了，即使断了，也像流产，总有恶露滴答不净。”

　　严格来说，王秀梅的主要作品还是在追求那种“形而上”的东西，她力求在每一部作品里都展现一种智慧、一种才华，所谓“智性写作”。从《故事或暗示》到《去槐花洲》，她的作品会被某些评论家和编辑定位为文本实验意义小说，而她也热衷于这种“冒险”。

　　“她几乎比所有山东人小一号，几乎比所有‘王秀梅’深邃一个境界。”作家 弋丹舟曾如此说。

　　王秀梅则说，“我看不起‘形而下’的小说”——直到《婚姻》出现。

　　这部“信手拈来、酣畅淋漓”的作品出版不久，《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很看好，立即头题转载，副主编洪清波对她说：“没想到你的‘形而下’写得这么不错。”王秀梅决心要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严肃的文学之路，一条腿走轻松的大众化娱乐——因为“人家能写，我为什么就不能?”

　　之后，《血红雪白》出炉，并与《婚姻》一起被影视公司买走要改编电视剧，王秀梅是兴奋的，“我当然期待它能热映，那样对我的创作面无疑会有很大的拓展，说给了我另一条光明的出路，也不为过。”

　　但那个“形而上”的王秀梅，总还是像心灵深处的小魔鬼，本能地出来兴风作浪。在卓越和当当网上，当她被冠以“畅销书作家”的头衔——她坦言，自己非常不喜欢这个称呼。

 

　　40岁：女人与写作的漂亮关系

　　2011年来临的时候，王秀梅忽然发现，她已经一口气写了十年小说;她的年龄，也像钟表盘上的指针，按部就班地到达了一个整数。

　　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成名，是什么时候?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觉得自己有名。”但是，当她闲来无事，浏览到过去时常“厮混”的榕树下文学社区，惊讶地发现，还有人在发帖寻找“毒蝶”——那是她2003年之前的笔名。

　　“有毒的东西往往都是美的，像罂粟，像情人。”对于王秀梅来说，写作就是她的毒。

　　刚进入文坛的那段时间，王秀梅曾经“沦为了一名愤青”。

　　“起步太迟、起点太低、地处偏远、难以适应某些规则、看着别人一夜之间就奇异地大红大紫了，而自己无论好稿子和烂稿子都只有在小刊上发表的份”，这些都成了王秀梅所认定的桎梏，与此同时，体制内单位的压力无处不在，“处理人际关系，提防别人的挤兑，拼命干那些一无用处的工作……”

　　她是如何可以这样的忍受，于无声处做策马扬鞭、一骑绝尘的江湖梦?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创作给我的烦恼和苦闷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要它了。”那时王秀梅热切幻想的一件事情是，突然有一笔钱从天而降，从此衣食无忧，安心在家里坐着写写小说，发发呆，或者到海边去坐着看看大海。

　　——结果王秀梅病了，没有明确的症状，只是觉得自己在枯槁。

　　这让她发慌，于是又用更拼命的写作来与之抗衡，企图用源源不断的小说来证明，她并没有放弃和失去写作。

　　2005年，她甚至出版了《猫灵》等三部恐怖小说稀里糊涂被赋予了“业内人士”的光荣称号，这使她惊诧，但——“如果不能把恐怖小说写得比传统小说还文学，我就不写”。

　　小说似乎有一种妖媚和邪恶的蛊惑力量，侵入到她每个毛细血孔，即使在2005年，严重的妊娠反应已经使她无法写作，她一刻都没有忘记小说。

　　等她重新恢复平心静气的写作，已经是2007年了。在写完《树洞》之后她发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淀，她轻看了文学。某些规则肯定是存在的，但那算什么呢!惟有对文学的赤诚，惟有小说的精良，这才是最值钱的。

　　直到现在，王秀梅都会遇到一些“文坛这个不太干净的坛子里”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她总是一笑置之。

　　“她比我理得清虚拟与现实，知道现世逻辑，并有恪守之心。不是吗，这是应当的。但在她，不是混世的智慧，是一个成熟作家所需要的克制与忍耐。”有同行如此评价。

　　流连诗酒，消磨人生，这些事如今起码表面上她是不做的。

　　这个不像山东人、“王秀梅”的女作家，轻度洁癖，刚柔并济。

　　四十岁的时候，她决意给自己一部献礼之作，暂且命名为“微幸福时代”——这个为了马上就能搬进自己梦想中的大房子，有一个阁楼用来单独写作而欣喜地唠唠叨叨的女作家，已经把自己和写作，处成了相互温暖相互给予的漂亮关系。

　　但她说她嫉妒那些英年早逝的作家。“这里面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生如夏花之美，之短暂，之永恒，真是最灿烂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