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姜伟:“不像这个圈里的人”
本刊专访——
被包装成2011第一谍战剧的《借枪》借着导演姜伟和原著作者龙一的金字招牌,最近关注度颇高。可以说,济南导演姜伟的作品是他性格的标杆,既可以揭社会的疮疤当头一个吃螃蟹的人做一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可以和张建栋携手一起为都市戏立一个新坐标拍出《靠近你温暖我》。两年前,《潜伏》又创造了谍战剧的巅峰。
在这位个人烙印鲜明的导演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济南又赋予了他怎样的文化积淀?
一个“迂腐的知识分子”:“我做影视剧不存在什么理想问题,最早就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
姜伟在第一轮宣传期过后就“潜伏”了起来,手机一直关机。记者费了一番周折才采访到他。“没有预约、没有招呼、没有商量,电话进来了就稀里哗啦地问你一顿,后来我就把手机关掉了。”
其实他并不是耍大牌。电话里他的声音低沉、谨慎,甚至可以称得上木讷寡言。在此之前,从电视上看到获得白玉兰最佳编剧的姜伟,49岁的他接受采访时生涩得像个新人,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在片场运筹帷幄的导演。事实上,在电影学院上学那3年他最头痛的就是表演课,“非常难为情,手心冒汗”。
“我是比较闷的人,拍摄时话也不多。”姜伟外表看起来很冷,或者说很严肃,问题在他那儿很难得到感性的解答。“相比情感,我喜欢情节多一些;喜欢戏剧性,不喜欢现实性。”
能让他“不冷静”的,似乎只有四岁多的女儿。一次女儿半夜发烧,姜伟立刻要带孩子去医院,可岳父岳母凭经验一看就知道并无大碍,说让孩子安静休息会更好。他不敢不听,可又担心女儿,急火攻心,竟哭了起来。“那是一团小肉啊。”
采访过程中,姜伟接了两个邀他执导的电话,他耐心但坚决地拒绝了。“这样的电话,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三五个”。姜伟说自己是个心软的人,拒绝别人有些艰难,但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姜伟还带着4名研究生,备课、写剧本、做导演,这些都不是省力的活儿。
《潜伏》之后,《借枪》之前,姜伟一度被推至“神”的位置——人们对这个名字的期待,远远超过了对电视剧本身的期待。2009年,广电局领导勉励编剧兼导演姜伟“再做一个《潜伏2》,完全有可能做好”,姜伟会意地点点头。但在会后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坚决否认会拍续集,“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作为编剧和导演,姜伟的作品涉及多种题材,极少重复。《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说家庭暴力的,《沉默的证人》和《迷雾》分别涉及到犯罪心理学和心理学,《让爱做主》涉及婚恋,《潜伏》则是典型谍战戏。姜伟想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在《借枪》前期,他“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彻底把谍战拿掉”;孙红雷希望和“吴站长”一起去《借枪》里客串一个角色,但姜伟断然拒绝,因为不想让观众将这部戏与《潜伏》有所联系。铺天盖地被宣传为“谍战片”时,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喊话,别拿后者比前者,口干舌燥,听者甚少。不少评论依旧指责《借》跟不上《潜》的节奏,落魄的熊阔海,不如装傻的余则成。
姜伟承认自己“有时候在一个小范围内是很较劲的”。如他所言,他的作品更像是角落里发出的声音,“不必太在意也别太忽视了”。他喜欢在安全的范围内玩上把颠覆,拒绝愚蠢的说教也拒绝被神化。“我做影视剧不存在什么理想问题,最早就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姜伟会先把句子里的水分拧干,他不接受人为的拔高,“就像当年考电影学院,也不是为什么理想,只是寻找一份新工作。”
他很认真地说,自己几乎从没在课堂上拿《潜伏》作为教学样本。某种意义上来说,姜伟和崔永元很像,“是我们这个时代醒着的人”。
“我们时代醒着的人”:一个济南图书管理员的导演之路
“他不像文艺界的人”,孙红雷曾经说,第一次见到姜伟,感觉是见到了一个“很迂腐的知识分子”。确实,49岁的姜伟与他的另一个身份——电影学院教授似乎更贴合一些。
《潜伏》是姜伟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而他个人最喜欢的是《沉默的证人》。平时他钟情于犯罪心理学这类生僻的学科,“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到《沉默的证人》,再到《迷雾》,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哥们儿老写这种东西会不会是一个心理极其扭曲的人啊?
“我把这评论指给我媳妇看,她就乐了,说你现在要心理健康点了。”之所以说姜伟是清醒着的人,在于他几乎从来都未迷失,他很擅长于远远地观望自己,甚至嘲讽自己。
1962年出生在济南的他,大学考了3年,从小喜欢电影,能大段大段背诵《大众电影》里的文章,只是从未想过和自己的未来有何关联。20岁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我考大学时根本不知道有个电影学院,以为那是个进修的地方呢。”本科毕业后,姜伟在山东师大图书馆度过了“吃喝玩乐的7年”,他当时对自己的工作非常不满意,“那是女同志的工作”。姜伟整天迟到早退,理想的出路是能调到出版社或者电视台工作,但因为没有关系,一直也没调成。
因为在图书馆上班比较轻松,在这期间,他把自己喜爱看的电影文字版几乎看了一遍。什么好莱坞、德国经典影片及前苏联和朝鲜电视剧等等,他都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在《潜伏》里大量旁白的应用,就是姜伟从头脑库存中调出的两部谍战戏的结果:前苏联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北朝鲜的《无名英雄》。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在淄博师专当老师。1990年,我去他家,发现他那里有好多电影方面的书,正准备考电影学院。他说:‘我就是考一下试试,估计是考不上的,但你肯定能行,你像干这个的人。”朋友的话让姜伟受了很大刺激,从淄博回济南的路上,他心里非常不平静。3个月后,姜伟到图书馆借了所有电影方面的书,准备考试。
1992年,姜伟报考了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第一年考专业课,试卷发下来后,他先把题抄下来才开始答,“这是我以后复习的资料和方向,第一次肯定考不上。自己准备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啊?”
第二年,做了充分准备的姜伟成功进入复试。
那时,北影导演系已经十年没有出过一位被公众认可的大导演了。那一届的研究生毕业后也大都很少有机会接拍电影。一部分同学转了行,一部分同学靠拍广告、拍MV维持生计。姜伟则被留校分配在教务处负责发放电影票,一个月500多块钱工资。有时因为生活窘迫,姜伟也会逼着自己接拍一些广告、MV等小活儿:“说到底,我们还要找一个生计。”
从1999年开始,姜伟曾为不少电视剧担任导演或编剧。经验和艺术修养的积累也为姜伟带来了很多机遇。《潜伏》是姜伟出道以来耗费心血最大的一部电视剧,也是第一次“逼”他走向观众内心的电视剧。
杀死道德框架:“一个正面人物,就没有很小人的时刻吗”
《潜伏》中有段旁白:“余则成快速把整个设计再从头到尾想一遍,别有什么漏洞。这是绝地反击的时刻,一个小小的漏洞,将铸成大错。应该可以了、完整了、天衣无缝了。”实际上,这段旁白也是姜伟在创作剧本中的思考过程。
龙一的小说原著只有14000字,姜伟拿到剧本后在家憋了10个月,最终扩成40多万字的剧本。一度苦不堪言,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先撂下,出去找人聊天、喝酒开心一下,其实因为挂念剧本,他根本无法真正做到放松。
国家、生命、信仰、爱情、牺牲、理想与命运,《潜伏》里无论是正面人物余则成、左蓝,还是反面人物李涯,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简单的对错去判断。当李涯向人表明干事业的目的不是为钱为女人,只想让“孩子们能好好上学”,你很难去质疑他那一刻的真诚。
其实姜伟过去的思路就不是非黑即白,他的戏里很少使用道德框架,早年的《让爱做主》就曾经引起过很大争议。徐静蕾扮演的第三者娄嘉仪理直气壮,当她情人的妻子找到她父母挑明真相时,她冲上门质问:“一个女知识分子,怎么可以去骚扰别人的父母?”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的医生安嘉和同时是个非常优秀的医生,对病人亲切,对弟弟宠爱。
在姜伟的作品中,灰色是主色调。“一个正面人物,就没有很小人的时刻吗?拿到道德框架中,有道德对错,拿到政治框架,有政治对错。任何一个砝码,搁在其中都有对错。为什么要框他们呢?你用哪种道德去框他们?
“我的性格是两重天,平日里是明亮得一塌糊涂,可以说连一个死角都没有,但有时候就会一点光也见不到,有点周期性的变化。有时候很拧巴,但是我心里知道这是周期性的东西,就暗示自己这是一个阶段,很快会过去的。”
《借抢》男主角张嘉译评价姜伟“会琢磨每一个细节、每一场戏,是一个极致的人。”换句话说,姜伟是个较真到骨子里的人。这与他同时爱撒点野的作风并不相悖,他的所有剧,几乎都有反既定模式的尝试和野心。当然,他最牛的地方在于,能在这种野心与收视率、制片方的利益中间取得平衡点。
刚毕业时,他也有过看见BP机呼叫就狂奔向电话亭、生怕错过任何拍戏机会的岁月,那会儿他觉得最美的事儿就是拍部好戏,现在他觉得身为导演最大的野心,还是拍部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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