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愤青”加藤嘉一

　　一个２６岁的日本青年，写了本自传，封面上是一干中国名流的推荐语。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以他惯用的深沉口吻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则干脆得多，“年轻人该怎样生活，向加藤同志学习！”

　　他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加藤嘉一。

 

现代版“遣唐使”

　　加藤在中国媒体第一次的公开亮相是２００４年３·１９台湾岛枪击案的第二天，日本大使来北大演讲。当时大使对于人们的提问闭口不谈，加藤争取到话语权，用汉语大声说：“大使先生，我是日本留学生，我认为您这样回避问题是不对的，您应该好好回答”。

　　演讲结束后大使对他说，你的做法我不能认同，但我看到了你的努力。自此，他取得了与大使馆的联系。当年，加藤当上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

　　媒体喜欢机灵、帅气、充满表达欲的加藤，加藤也深知利用媒体扩大影响力。两年前，他成为ＦＴ中文网最年轻的专栏作家。去年他一共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媒体发表了２００多篇文章，同时接受包括凤凰卫视和央视在内的中国各家电视台３００多次采访——在电视里，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侃侃而谈。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新政，没他不能谈的——至少目前看来如此。他流利到带点京腔的中文，让更多的人留意着这个年轻的日本人又在说些什么。

　　在左右互博难解难分的中国，媒体亦各有定位。加藤无师自通学会了中庸之道，左右逢源。他会同时为《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撰文，竟也未见哪方阵营表达不满。

　　加藤关心官员们讲话的遣词用语，反复推敲。当他需要拿到一些独家的“料”，加藤会抓住一切机会跟各色人等建立关系。为了引起参会者注意，除“蹲点”外，他会使用一些小手段。“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我想认识一位副部长。他的外套挂在椅子后面，我就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然后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某某。人家去厕所，我跟在后面，然后打个招呼。”

　　加藤跟中国一些部门的关系都很不错。在写作硕士论文《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期间，他采访过３０多位外交部、统战部、中宣部、公安部甚至总参的官员。他认为自己在“搞关系”方面“很有魄力”，因此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颇受重视的“传话人”，他俨然把自己当做一个现代版的“遣唐使”，主动出击、积极争取、认真研究，把日本人执着好学的那一面发挥到极致。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一米八五的个头、偏瘦、大眼睛，加藤嘉一的外貌特征与一个中国普通８０后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今年春节去东莞调查劳工荒问题，许多受访对象竟然没有发现他是个外国人。

　　来中国前他英语课最好，汉字课最差。如今，还有老同学跟他开玩笑：汉字差得出名的加藤先生，居然跑到中国去了。

　　中日国情差异成就了加藤，他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中国开花结果，尽管这只是个意外。高中毕业，他顺利考上东京大学法律系，却无力支付学费。他想走公派留学的路子。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他的选项里没一个地方比中国更便宜。

　　恶劣而充满变数的环境也曾让他对未来充满悲观：“我从小知道人是有可能会撞车的，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加藤嘉一俊朗清秀，早年在日本还做过模特挣点小钱。但他显然不满于做个被人摆弄的男花瓶。正是这样的经历磨炼了他。七年前，从北京国际机场下飞机，捏着一张“北京大学”的纸条找的士那会儿，他还什么都不是。七年里，他收获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一张北大硕士文凭和一个中国女朋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成名了：“是中国拯救了我。”

　　加藤认为自己是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做了合适的事情。“如果我来的地方不是北京，那肯定没有现在的自己。如果我来中国来早了，也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发表言论的机会。”

　　加藤最近出版的《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如同一部励志的自传。他在前半部分写下了艰辛的童年、窘迫的家庭；后半部分则是加藤敏锐的观察和评论文章。该抨击该批评的，他毫不留情，立场尖锐且深入：大学的行政化气息浓重，官僚味十足；中国普通民众缺乏公众意识、团队精神和信仰危机……这让他迅速蹿红，也把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日本“韩寒”的下一站

　　在日本国内，有人批评加藤被“赤化”、亲华。一部分中国人也不能接受加藤，认为他是间谍。但更多的愤青读者把他看作日本的“韩寒”。加藤却认为，他对中国的立场永远是“不离不近”。“不能离她太远，也不能爱上她，爱上了就看不到了。在庞大的中国面前，我不把自己看做当事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说话，可能更客观一些。”

　　加藤有着日本人特有的勤奋和刻苦，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跑步，１０到１５公里。作为前专业运动员，这一习惯他已保持十多年。”除了每天坚持跑步，他必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是他从开始学中文就一直关注的，用于揣摩中文的遣词造句。而《新闻联播》是他在中国“混下去”最起码的功课。

　　如今他也没个正式工作，实际上倒也用不着担心。每月２０余篇专栏和各种项目，应付两室一厅的租金，绰绰有余。

　　他有绝对自由的时间，却过着铁一般规律的生活。冲澡，早饭，回邮件看新闻，午饭，写文章或者参加活动，晚饭，看新闻联播，看书，１１点睡觉。作为世界上睡眠最少国家的国民，加藤五个钟头的睡眠足够了。“日本人的安全感是从生活规律中来的，”他说，“不像中国人把安全感寄托给房子和车。”

　　七年间，他总是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下，日本人独有的高效率风格在他身上展露无疑。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说，俩人吃饭时，加藤喜欢去小馆子，点个醋溜白菜，三两下就把饭扒光了。他写文章奇快。《看天下》执行主编林楚方说，加藤的中文写作速度，比一般中国记者都快。“我不喜欢慢。”加藤的理论是，慢也不一定写得好。ＦＴ中文网上每期３０００字的《第三眼》专栏，他一小时内搞定。而类似《看天下》的８００字专栏，则是“２０分钟”。

　　在中国七年多的历练让加藤嘉一迅速成长，收获的自信是在别处无法复制的。日本人热衷制定目标，加藤也如此，野心使他不能驻足于此。加藤决定下一站去美国，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向美国人讲述中国，做完这些后，他预计四十岁后在日本竞选从政，因为这是他从小就梦想的道路。就像他说的，“生活是动态的，所以我一直是奔跑的状态。我现在奔跑的是名字叫做‘人生’的马拉松比赛，有山有谷。这七年意味着山还是谷呢，这只能回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