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修订版）》节选

　　本书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众多作家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事隔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1949 年2 月、3 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是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馆里老同事杨文和告诉笔者：“馆里有一段时间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

　　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作家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周有光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同志要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

　　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在一旁补充道：“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是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旧日情感的波澜牵涉到当下不同处境的当事人，这种微妙的刺激确实使自尊心极强的沈从文一时难于从容面对，敏感而文弱的他只能一躲了事。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

　　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50 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人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代历史。他业务不行，过了许多年还不行。 “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张文教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他主张应该买历史文物。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同事史树青1998 年4 月14 日口述)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给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同事李之檀1998 年5 月5 日口述)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比较厉害的居然是他曾帮助过的范曾。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1962 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不时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

　　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我们留下老人在家中吃了晚饭。记得沈先生说了这么一句：“好心带他，不认人。”(1998 年5 月6 日口述)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笔者在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处，看到沈从文后来在两封信中涉及此事：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

　　(摘自沈从文1977 年4 月7 日致汪曾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