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塞林格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在隐居了５０多年之后，９１岁的美国作家Ｊ·Ｄ·塞林格于他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留下的是永远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翻读这位“文学界嘉宝”的人生和传记，愤世嫉俗的追随者从他身上看到了造就伟大的独特品质，而作为仰望者的我们则有了更多的传说。

 

半生叛逆，一生传说

  　１９８０年，查普曼在纽约杀害“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后曾喃喃自语：“我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这样漫不经心地谈过死：

　　“我自己万一真的死了，倒真他妈的希望有那么个聪明人干脆把我的尸体扔在河里什么的。怎么办都成，就是别把我送进混账公墓里。人们在星期天来看你，把一束花搁在你肚皮上，以及诸如此类的混账玩艺儿。人死后谁还要花？谁也不会要。”

　　１９１９年元旦，塞林格出生于纽约哈莱姆区，父亲是经营干酪和火腿的犹太教徒，母亲是出生于苏格兰的基督徒。１９４０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６日，《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很快，阅读它成了一些学校帮派的入门通行证。

　　《新共和》的作者Ｊｏｈｎ Ｂ． Ｊｕｄｉｓ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曾在关灯之后打着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一个老塞林格迷在透露自己的老资格身份——关灯之后读书代表对就寝制度的反叛；而塞林格本人就曾在军事学校里冒着违反军纪的危险，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写作。所以，当熊熊燃烧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让青年们看清楚了世界的恶俗、自己内心深处的纯洁与斗争情怀，秉承他的精神的电影、达斯汀·霍夫曼的《毕业生》（１９６７年）也成了经典。

　　无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毕业生》，都只限于展现成人的虚伪与青少年的无辜与叛逆情怀。但愤世嫉俗的追随者比革命导师更激进。１９８０年，马克·大卫·查普曼在纽约杀害“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后曾喃喃自语：“我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即使有批评说它道德败坏、虚无主义、性描写和过度使用粗鄙语言，可谁也阻挡不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美国当代文学无法超越的经典之作。那种青春启迪和自由舒畅的语感，似乎并不受经典著作名声的影响，而是直接渗入一个人的心灵。

     但是，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反映了年轻人的反叛，就像一个买醉的人称赞一瓶昂贵的名酒“喝起来醉得快”一样。塞林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他写小说只为自娱：“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精神层面的自我逃亡：“真正相爱的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有人猜测他后来的隐居和受伤的感情颇有关系，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放逐与逃亡……

　　“我可以想象他们夜里在家的样子。卓别林头发花白，全身赤裸地蹲在衣橱顶上，拿着手杖摇头晃脑，像只死老鼠。乌娜穿着宝蓝色的外套，在浴室里发疯似地鼓掌。”

　　这是塞林格对前女友乌娜·奥尼尔的婚姻曾作出的评价，而刻薄的评论背后有着揪心的酸楚。１９４１年，塞林格爱上了乌娜。但一年后，塞林格应征入伍。据说那时他每天都会给乌娜写一封长信。然而就在塞林格于欧洲服役时，乌娜却嫁给了卓别林。塞林格崩溃之余，将仇恨转移到了电影产业上。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借主人公霍尔登之口说道：“如果有一样东西是我恨的，那就是电影。”

　　塞林格的隐私还曾在１９９８年被一部回忆录揭露出了一些。作者乔伊斯·梅纳德在１９７３年和他有过一段情缘。当时她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塞林格读了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写的一篇“１８岁的人回首生命”后爱上她并搬到了一起，但十个月就突然分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娶了科琳·奥尼尔，她是一名护士，比他年轻５０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性方面很霸道，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在意，沉迷于顺势疗法药物，对自己的饮食非常挑剔，病态到自我为中心，喝他自己的尿”的塞林格，却仍旧不断地更换身边的伴侣。

　　人们不得不疑问，塞林格之所以频频离婚与年轻女孩结婚，仅仅是因为当她长成了一个成熟少妇后，她就不再像当年十九岁时那样对他在肉体和精神上具有吸引力了？还是如他自己所言，“相爱的人终不能在一起”？

　　有人猜测他后来的隐居和受伤的感情颇有关系，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放逐与逃亡。事实上，塞林格后期创作的所有人物都是他通过宗教神秘主义等来反对世俗生活的替身，甚至是自己的替身。

　　
探寻塞林格与美国的成人礼

　　在很多美国青少年的心中，探寻塞林格就好似一种“成人礼”。

　　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到《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十二年间塞林格正式出版了四本书后，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１９５３年，３９岁的塞林格从繁华的纽约搬到了僻静的康尼什。一开始，他与住在附近的邻居，尤其是温莎高中的学生们都有来往。“放学后，我们会乘坐他的吉普车到他家里去玩，以前他的家总是开放的。”他甚至愿意接受温莎高中生报一名记者的采访。可惜，出于利益的诱惑，这篇本应低调出现在学生报纸上的采访，却被卖给了一家主流报纸，以“独家新闻”的形式呈现出来。塞林格从此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并几乎切断了与外界所有的联系。“当一车人再次来到他家时，却发现高高的围墙被筑起，墙上甚至还挂着铁丝网和报警器。”

　　他的心从此如同他家的大门一样紧闭，过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隐居时光。他似乎是在履行他所崇拜的作家霍尔顿的愿望，“用自己挣的钱盖个小屋，在里面度完余生，远离和任何人进行该死的愚蠢交谈。”

　　无数人想要寻找塞林格隐居背后的真相，很多人心急火燎地驱车前往塞林格的私人住所，不得不止步于山脚下，眺望着无法跨越的围栏。

　　在很多美国青少年的心中，探寻塞林格就好似一种“成人礼”，不仅是对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代表的美国文学进行近乎宗教朝圣般的敬意，也是给自己的青春来一次煽情的告别。

　　然而，他越要求更多的隐私，他就变得越发著名。或许与世界的格格不入，恰恰就是塞林格的全部意义：他对这个世界的揭示，和他对那些无法与世界相处的人的揭示，是完全对等的。

　　正如塞林格自己所说的：“我喜欢写作。我热爱写作。但是我只为我自己写，只为我自身的愉悦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