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节里的青春革命(4)

　　■嘉宾吴虹飞：阿飞姑娘的怕与爱

　　阿飞姑娘挺忙，13日晚上，她在南京先锋书店做关于摇滚、文学、原生态音乐的讲座。14日上午，和自己的乐队开会。然后，在电话里和记者谈摇滚、爱情以及抑郁症，加以许多许多许多的叹息。

　　她的叹息太多太多，令人想起她的歌：向世界伸出卑微的双手，向人世间深深低头。她叹息成了那只笨苹果，那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变得酸酸，依然被一口一口地吃掉。

　　□本刊记者　由卫娟

　　记者：你曾经说过：如果我真的“成熟”了，也许我就不会再做摇滚乐队了?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你对摇滚和音乐的情感有什么变化?

　　吴虹飞：中国摇滚的新陈代谢不够好。15年了，我认为自己一直是摇滚新人，最爱还是摇滚，至少喜欢，仍然容易被这种东西搞得很激动。只是最近抑郁症严重，身有些熬不住了。出书、演出都不顺利，还有情感上的问题，抑郁倾向更明显了。

　　我是因为爱情才做摇滚，我的青春是忧郁的，爱情总会让人忧郁，我的歌也是忧郁的。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封闭，这种封闭会让我不太懂得人情世故，面对现实会遭遇挫折，不懂得面对，只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不看。摇滚是一种通道，表达我对世界的惊恐和热爱，怕与爱。

　　记者：你怎么评价张曼玉在今年音乐节上的跑调以及不似电影节上精致?

　　吴虹飞：跑调，正常。很早以前，别人老是说我跑调，我很在意这个。很意外地，我最近找到12年前的录像，一听，非常吃惊，没跑调。那么差的音响，都没跑。也许后来我真的跑调了。所以，有时候不要听别人的，别人没对你负过责，看客不是很重要。张曼玉是很优秀的女人，不率性，不可爱。

　　记者：有人说音乐节已经从一个单纯的节日变成了纵欲的狂欢，你觉得呢?你在书里写道：对情欲的过度热衷，会令写作变得轻佻。在音乐上是否适用?

　　吴虹飞：这几年，我一直没怎么参加音乐节。轻佻是表达的问题。许多歌词是很轻佻、轻薄的，男权社会的轻佻，太多了，我就不举例子了。

　　记者：读你的书《再不相爱就老了》，有一种感觉：周围人渐渐老去，成为面目模糊的中年，而你却挣扎着不肯就范，这股劲儿令人痛而忧伤。

　　吴虹飞：我其实很传统，小地方的姑娘，在大北京，一度被关注过，但这种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个相爱的人，一个孩子。

　　我做音乐是一个意外，我那时不自量力地以为做摇滚会让他爱我，我有一点做音乐的才能，就做了。我想回归一部分女人过的生活，安稳，不抛头露面。但是我还有责任感。其实我是个特别妥协的人。

　　记者：所以在你的歌里总有对现实对爱的无能为力。

　　吴虹飞：美国传奇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与惠特曼并称美国诗歌星空中的“双子星”。她从20多岁就归隐田园，守着父母过了一辈子。我以前不懂她为什么回避世俗。现在想来，孤绝的才华，会在人世间受到羞辱。当你怀着纯粹的爱，一定会在现实受到挫折。我一直想做一个什么都不写的人，才华与幸福多不相容。

　　记者：乐评人李皖评价你的真，说你的做法是献祭，献出自己的身、血、心和灵魂。你在自己的歌里直面自己最深处的痛，这样才令作品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这种真到了现实世界，往往会伤害到自身。这是不是你和艾米莉们共同的痛?

　　吴虹飞：我在现实世界总是换不好频道。

　　记者：所以在被警察询问你为什么要炸居委会的时候，你还跟警察聊摇滚呢。

　　吴虹飞：有一个警察喜欢窦唯、张楚和何勇。我们还聊了一会儿魔岩三杰。我觉得应该无差别对人，简单一点。我谈摇滚，这是我的生活，他们也听得懂。我拒绝被标签化，也不标签化别人。

　　记者：10年前，幸福大街乐队演出养活不了你，现在呢?

　　吴虹飞：一直很少，演出的收入不如工资高。所以我们做众筹，依靠自筹和朋友。

　　记者：将来只能选择把音乐做下去吗?

　　吴虹飞：音乐会一直做下去，也会做一个很好的妻子、妈妈。这个事情很重要。

　　记者：就像你的《四月》，“什么时候才能像地里的麦子，在秋天里幸福地怀孕”。

　　吴虹飞：对，我一直在准备生孩子，每两年做妇科检查，我特别在意做母亲和妻子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