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节里的青春革命

　　■锐茶座第13期

　　5月1日至3日，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如期在北京、上海举行。距离第一届迷笛音乐节，音乐节在中国已有15年。

　　在历史上最重要的4个摇滚音乐节(蒙特里国际流行音乐节、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瑞丁摇滚音乐节和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在过去40年里，“伍德斯托克”成了一个代名词和一个标志，意味着啤酒、香烟、摇滚乐和无节制的性爱。

　　弥漫的纵欲和享乐主义气氛，在此后数十年间的摇滚音乐节上被不断复制，一代代年轻人选择去音乐节展示、消费和享受自己。音乐节从一个单纯的节日，演变成了纵欲式的狂欢和一个符号——在这儿没有规定与命令，只有最原始与单纯的表达。

　　而在40年后的中国，音乐节更像是音乐工业的一根救命稻草。奄奄一息的唱片公司从中牟利，歌手和乐队借机宣传，地方政府则将音乐节定位成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在多方利益的融合中，音乐节开始了频繁的全国巡回演出。北京的“迷笛”、“草莓”和“摩登天空”，成都的“热波”，西安的“张冠李戴”，厦门的“海峡”，河北的易县与张北……一时间，打着摇滚音乐节旗号的各种演出如雨后春笋，在全国蔓延。

　　摇滚乐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主流，似乎也不会成为主流，但这无妨小众为自己找个渠道，找点乐子。乐迷从四面八方涌来，素不相识，热情如火。人们分享啤酒、食物和烟草，也分享快乐与满足。这种快乐与音乐有关，也与音乐无关。音乐是一次发泄，一个幌子，一个由头，一股热浪，一条通道。

　　音乐节，如同这个时代青春的一针强心剂，让处于空虚与繁荣夹缝之间的年轻人，确认自己的生命依然鲜活。音乐节的商业模式，中国唱片的走向，年轻人的生存命运依旧是说不尽的话题。近期，本刊记者前往迷笛音乐节，并访谈张帆、赵照、吴虹飞等相关人士，一起畅谈我们时代的青春与音乐节。

　　伍德斯托克只是一个借口，乌托邦只是个梦境。眼下这一代城市青年物质空前繁荣，精神空前荒芜。音乐节对没有信仰的他们，是一个借口。无论台上站着的是快男和林俊杰，还是山羊皮和HIM，都能让他们气血上涌，头脑发热……愚蠢?那又如何?

　　迷笛15年：

　　时代青春的“疗养院”

　　制造伍德斯托克：世界的尽头是北京

　　2002年，我16岁，读高二，新华书店站着读一本名叫《北京娃娃》的书。“朋克万岁，朋克万岁”、“X这个世界”是当时所有的最热衷的口号。不需要任何内容和实质，只要简单的节奏和呐喊。

　　摇滚乐从来产生于青春，荷尔蒙是最重要的因素。16岁，青春和肉体向上，反叛、暴躁和性欲成为最大的命题。学业、未来显然无法负荷这种暴动的情绪，性、迷幻、狂躁的摇滚成为肌理最契合的选项。

　　16岁的残酷理想分裂成两个世界：炫目夺彩或者把身体贡献给一个炫目夺彩的世界。这种饥饿的呐喊从鲁中的小县城出发，把所有16岁姑娘的欲望汇聚在一起，汇集到一个叫北京的地方。

　　那里有“嚎叫俱乐部”、“星光”、“豪运”，迷笛音乐节。

　　“那是2001年10月的一个傍晚，在转了三次公共汽车，迷了一小时路之后，我和我的朋友终于找到了这个叫做‘瑞王坟’的地方。这里靠近香山，完全是乡下，有杂草、荒地、不能行驶汽车的狭窄砂石路面，还有农民居住的红砖瓦房。一时间，我真拿不准这里是不是迷笛音乐学校——传说中中国最大的摇滚基地。

　　不过很快，有沉重猛烈的吉他音乐传来。我穿过大门往里走，开始能看到穿着瘦腿裤和斜拉链夹克的男青年。拐角的墙根儿底下就坐着这么一位，他把三个饭盆倒扣在地上，闭着眼睛，用两根筷子阵阵敲击，嘴里念念有词。有个戴鸭舌帽的中年人停下来夸他，说：‘小伙子RAP唱得不错呀。’他睁开眼睛，又闭上，说：‘你是谁?’

　　他是崔健。他将和我一起，走到最前头的学校大礼堂里，参加第二届迷笛音乐节。”

　　这是一位乐迷的描述，用文字记录了当年的迷笛音乐节。

　　2000年5月1日—2日，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在迷笛学校大礼堂举行，30支乐队参加，几乎全部都是迷笛音乐学校的学员，还有少数北京地下摇滚乐队。组织者不向演出乐队支付任何报酬。

　　音乐节，这种凝结在一起的欲望具化为一种女性形象就是：穿身紧身T恤衫和将将裹住屁股的短裙，蓬着头发，倾慕地盯住鸡冠头、铁链子的摇滚乐手，依偎在他们身旁。混迹于各个诗歌流派，叼着香烟、笑眯眯的拎着啤酒， 俗称“果儿”。

　　“果儿”都在革命理想和美好生活之间流连忘返，幻想着鱼与熊掌兼得。幻想着战死街头同时去国贸大厦买衣服，幻想着爱情却流连于做爱，幻想着慷慨赴死却挚爱着DIOR的口红。

　　男孩儿则都拿着吉他，热泪盈眶，飙着脏话，不知所以。情欲、怒意交杂在一起，不明所以更莫名其妙。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青春，是远离，是生活的利刃无法触及之处。

　　当时的演出几乎类似一场大学社团的晚会活动，不过盛气凌人的青春之刃由此开始。世界的尽头如果可以作乱，在北京，在迷笛。

　　用一根针挖井

　　第一次前往迷笛在2005年，年年往复已有十年。

　　迷笛是什么?帐篷?风沙?做爱?迷幻?逃避?最露最正的姑娘?最孤独最迷惘的男人?所有人在迷笛都幻想或者预演这样一个场景：音乐突然停止，随之是短暂的沉默，紧接着口哨和起哄声四起。警察和失眠的当地居民出现了，他们试图把这上千位兴奋吵闹的年轻人赶回城里去——战争开始。

　　“给年轻人摇滚乐和摩托车，他们便能学会爱与和平”。2013年的上海长江迷笛音乐节最后一天，久别复出的舌头乐队压轴演出，乐迷突然暴乱，摁住现场的行窃者殴打。舌头主唱叫停演出，告诉歌迷：“放他走，现场有警察，无论他是什么人你们没有资格这么待他。如果你们喜欢我或者喜欢摇滚乐是为了这个，我不需要你们喜欢。”

　　几乎所有的乐迷热泪盈眶，大喊着：“吴吞牛X”。目送行窃者离去。

　　2014年5月1日，殴打的一幕重演。舞台导演阿庆因为演出延迟的原因，强行中止了后海大鲨鱼乐队的演出，双方产生激烈争执，鼓手童言一在台上对阿庆进行殴打。迷笛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主办人张帆发言：“音乐节不是暴徒的狂欢。希望那些喜欢谩骂的暴徒，滚出迷笛音乐节。”

　　60年代中期，反战、嬉皮、摇滚乐、雅皮(国际青年党)、学运、药物文化这一锅粥还没有煮到一起去，但并不妨碍一些人先知先觉，比如亨特·汤普森。最著名的的嬉皮士小说《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还有一行副标题——“深入美国梦中心的野蛮旅程”，它是1971年的畅销书，写的却是1965年作者汤普森的真实经历，对于刚刚经历了幻灭的一代愤青和花童，恰倒好处地呈现了狂欢到来前的一种莫名的兴奋，一种胡作非为的勇气、一种自我放纵与挑战的游戏精神。

　　当然，它同时也是对50年代垮掉一代文化的继承，作者和金斯堡一样重新阐释了美国梦，也进一步增加了怀疑的成分。

　　音乐节从来不是暴力的阵地，从来不是作乱的天堂——它只是怀疑的母带。

　　爱和和平的口号，从音乐文化角度来看，在帮派说唱、硬式金属、传统朋克里就根本行不通，它们明明是令人兴奋和产生攻击欲的硬武器。但音乐节本身就不一样，在具体音乐本身之外，它伴随封闭空间、集体无意识行为、恶劣环境、情绪释放以及对现有生活的解构反思：冥想、修炼、怀疑成为主题。

　　遛白菜、睡帐篷、泥堆里打滚、人群里推搡、鼻青脸肿、蓬头垢面，几乎所有正常逻辑与忠于“自利”基因本能的反例统统会在音乐节发生。14年的音乐节，狂风与骤降的气温是最大的特色：草莓舞台倒塌、张曼玉停演;迷笛狂风大作几乎在雨水和烈日的轮番交加中完成——但是音乐的意义就在于偏离主流和寻常的生活。一根针掘出身体里的一口井：那便是生活并非一定要按照貌似生活的样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