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的“红学”60年

　　5月31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逝世于北京家中，享年95岁。作为继胡适等之后，最著名的“新红学”代表人物，周汝昌对《红楼梦》的考订、解读均成绩斐然。他的逝世，意味着那个红学时代的结束。

　　“解味道人”与胡适的红学缘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心语。研究了60年《红楼梦》的周汝昌常以“解味道人”自称——显然是认为自己知道红楼之真味，可以作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

　　有人问他：“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续写《红楼梦》的后40回?”

　　周汝昌哈哈大笑：“可曹雪芹是‘圣童’，我还差他一大截。”

　　周汝昌自幼喜文慕学，丝竹粉墨，无所不涉。从孩提时代似懂非懂地看过母亲收藏的日本版“石头记”，就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曹雪芹著红，用尽十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周汝昌研红，却令自己的一生大起大落，由红到黑，又由黑到红，但回足球推荐望这大半辈子与《红楼梦》的纠缠，周汝昌只道了三个字：“太好了!”

　　时间的年轮回到1947年，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四哥周祜昌偶读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胡适谈到自己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

　　周祜昌随即致信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的周汝昌说，胡适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人们才得以知道曹雪芹。而今，敦敏的《懋斋诗钞》却遍求未见，你在京城，何不一试?

　　周汝昌当即跑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居然一索即获。他发现《懋斋诗钞》居然未有人借阅过，借书卡是空白的。浏览完《懋斋诗钞》后，他发现书中有六首诗是咏及曹雪芹的，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

　　1947年12月5日，周汝昌关于《懋斋诗钞》中咏曹雪芹诗歌的一篇文章刊发在《天津日报》的图书副刊上。此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距离《红楼梦考证》发表已有26年，但对红学的热情依然不减。他看到周汝昌这篇文章后，于12月7日写了一封信，请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转交给周汝昌。

　　信中，肯定了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贡献”，并同意周汝昌对“《东皋集》的编年次序”的推定及“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这封信于1948年2月20日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

　　此后，胡适与周汝昌切磋红学的书信不断，至1948年10月，周汝昌予胡适的书信有9封，胡适写给周汝昌的有6封。在周汝昌给胡适的信中，向胡适借书研究红学是最主要的内容。

　　1948年6月末的一天，经赵万里的安排，周汝昌来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胡宅造访，胡适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周汝昌手中，后又托孙楷第教授把他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带给了还在读大三的周汝昌。

　　周汝昌要求胡适借给他的书，用周汝昌的话来说，很多“是海内孤本、稀世之宝”。

　　正是由于这段因缘，1948年，周汝昌主体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成为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版三次，当年的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册。

　　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由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调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由“红”变“黑”，1968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后由于周总理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目盲耳聩、处事天真的红学家：“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亲眼见过周汝昌伏案写作的样子，大部分人都会吓一跳——折叠桌上摊开一张很大的复印纸，他背着光，拿一支钢笔在上面划拉，墨水已尽却浑然不知。而刚刚“涂鸦”的几张纸，上面的字如同天书，只有协助父亲做学问几十载的女儿才能翻译。

　　周汝昌打小患有中耳炎，右耳戴助听器还很难听见声音，而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两眼也几近失明，视力只有0.1：“我写的稿子一般人不认得，只有我女儿能认。”

　　如此遭遇，换作常人，坦然处之都难，周汝昌却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引用老子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但这并不等于心死，“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常年来，周汝昌不愿意将自己纳入红学界：“红学界的人事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介老书生，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其中的利害关系，又何必在那方面花费精力呢!”

　　他早早离开了红楼梦研究所，20年来关起门做学问。学生刘心武说他：“不接触社会，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处事天真的就像孩子”、“晚年几近眼盲耳聋仍坚持做学问”。近年在国内红学界引发关注的《红楼夺目红》、《周汝昌校订批点石头记》等著作莫不如此。

　　2002年，周汝昌曾对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虽然84岁了，经历了大悲、大喜，但我很留恋人间事。”

　　在央视“百家讲坛”和“大家”栏目做节目时，主持人问周汝昌，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怎么排解?他回答：回到《红楼梦》里边去。“30岁的时候，我也只把它当小说看;而一旦进入学术研究的深度，我对《红楼梦》的估价就变了，它不仅仅是小说，而是跟清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密切联系，且拥有自己的个性。”

　　对于当今的国学热，周汝昌有个别出心裁的建议：“我并不赞成从《论语》、《孟子》和先秦诸子的书开始，那些书艰深、难读得很，容易把兴致给破坏掉;不如从《红楼梦》入手，自然就能接触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然后再通过《红楼梦》往上追溯。”他将这一方法称作“倒食甘蔗，渐入佳境”。

　　晚年的他，不厌其烦地普及他的主张：“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

　　60年过去，周汝昌仍不认为自己就全部读懂了《红楼梦》，仅仅是“弄了60年才有了点信心”。在他的眼里，《红楼梦》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那么简单。

　　“红学泰斗”的“正统”与“体制”之争

　　周汝昌逝世，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当记者问及周老留下的遗产，他的孩子说，“他哪有什么遗产!说是红学大家，完全是一个穷人。”

　　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

　　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汝昌，自1979年以来，却一直蛰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幢60平方米左右的小单元房内，只有数十年前最简陋的老旧家具。他曾多次表示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的说法。他说“红学”已经被人用得庸俗化了，批评当下的《红楼梦》研究大都是有形骸而无灵魂。

　　周汝昌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目盲耳聩，他的研究条件非常艰苦。家里唯一能看过眼的东西，是床头的一个玉石枕头，多年来他一直枕着它，到天冷时最多在上面放块枕巾，说这样能让他脑子更清醒。

　　在坊间，他被称为“当今中国红学第一人”。这位曾因胡适提携而走上红学之路的世纪老人，一生著作等身，原本他的晚年应是高朋满座、鲜花不断的。可事实上，因为论述之争，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后，周汝昌仅在正统的中国红学会保留一个“顾问”的头衔，完全脱离了“组织”的庇佑。

　　《红楼梦》的“正统”当属中国红学会，周汝昌担任顾问，按理也在“体制内”。事实并非如此。周汝昌认为高鹗篡改《红楼梦》，反对将他的续写本和曹雪芹原著合起来出版。他对脂砚斋情有独钟，深入研究、评价极高。主流红学家把贾母、王熙凤当作“反面典型”的看法，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她们才是“宝黛恋”的后盾……

　　令某些红学家不满的是，由于担任87版《红楼梦》的顾问，周汝昌的观点为大众所熟悉，几成“红学家”的代名词。2005年刘心武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揭秘红楼，延续和发挥了周汝昌的思路，叙述极具颠覆性，引起巨大反响，一度遭红学家干预而停播。2009年周汝足球投注昌更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脂砚斋和曹雪芹是夫妻，史湘云的原型就是脂砚斋。”

　　大众的追捧和业内的冷淡，让周汝昌的位置有些突兀。不过对外间的纷扰他不太清楚，也并不在意。“除了简单的饮食及和儿女交流，他完全沉浸于红楼的世界。”周汝昌曾称写了《红楼梦魇》的张爱玲“定是红楼梦里人”，此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直至逝世前，周汝昌还在同儿女们讨论《红楼梦》，规划未来。他不愿意去医院，只想“有尊严地离开”。

　　周汝昌的儿子周建临传达了父亲的遗愿：走后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搞仪式。这印证了《葬花词》的那句话：质本洁来还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