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的中国６０年

　　法国女作家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可谓世界思想史、出版史上的一个传奇，这本探讨女性处境和社会权利的书籍曾被列为“禁书”，如今却在世界范围内行销近千万，被奉为“女性主义圣经”。近日，该书中文全译本首次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我写《第二性》……希望女性处境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希望这本书有朝一日会过时。”波伏娃在《第二性》出版20年后，曾在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采访时说。然而又过去40年，这本书依然行销全球。

　　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学者，波伏娃在西方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在中国，她的价值似乎只限于知识阶层视野中的“女权教母”，应该怎样来看待波伏娃，她对中国的影响何在，她对于当下究竟有何意义?

　　被误读的波伏娃

　　她曾要么被解读成放浪形骸的狂蜂浪蝶，要么被简单定义为“女性自由与解放”的符号和旗帜。

　　2008年，法国《新观察家》登出了一幅裸照，裸照的主角是当年满100岁的波伏娃。人们在感慨她身体匀称的同时，免不了要在心底问上一句：“那扛在肩头的‘女权运动’，多大程度掩饰了这脆弱、柔和的线条?她呈现给世人的潇洒，又浸透了多少心酸?”

　　这张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照片拍摄于1949年，正是中国女人开始名正言顺地撑起半边天的这一年，波伏娃从自身的感情思考发轫，写出了著名的《第二性》。

　　“平日里，波伏娃总是呆在巴黎的某家咖啡馆——多姆、圆亭或花神。她叼着烟，眉头紧皱，用一双暹罗猫般的眼睛，审视着周围的一切，脸上总是那副时刻准备用‘女权主义’观点教导别人的表情。”

　　——这是1949年的法国媒体对她的评论。很显然，此时波伏娃在社会上正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她支持堕胎、避孕的言论。“婚姻是危险的，应废除家庭，进行集体生活”的建议更为当年主流文化所不齿。一时间，加缪谴责她“败坏法国男人的名誉”，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干脆写信给杂志社：“因为波伏娃，有关你们女老板阴道的一切，我都知道了。”

　　直到2008年，波伏娃诞辰一百周年。法国国内最新的评论潮流，还是呼吁别假正经地对她令人眼花缭乱的私生活避而不谈。波伏娃与萨特50年的“自由情侣关系”，她自己毫不避讳在小说《女宾》和4卷本的回忆录中“暴露”的私生活，都在用她的放荡不羁震惊巴黎。

　　而在法国小说家奥雷利看来：“女性主义可不是性冷淡，波伏娃就是性感、耀眼的明证。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她仍是一盏明灯，指引着方向。”

　　上世纪80年代《第二性》传到中国的时候，时间已证明它是“女性主义的奠基石”。

　　波伏娃作为“女权教母”被广泛接受——这样的标签式评价把她捧到一定的高度，却也很容易影响人们对她思想的深层研究。

　　她一直被误读或者浅读：要么被解读成放浪形骸的狂蜂浪蝶，要么被简单定义为“女性自由与解放”的符号和旗帜。

　　波伏娃的人生中，“女萨特”的称呼贯穿始终，即使在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里面，波伏娃也只是“伟大的女萨特”。然而从成名作《女宾》到1954年获得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的《名士风流》，再到《模糊性的道德》、《要焚毁萨特吗》……波伏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光体。

　　时至今日，人们也无需再为阅读波伏娃一度在国内被禁的这些文字而忧心。然而在社会学家李银河看来，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虽然波伏娃在西方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在中国，她的影响力却仅限于知识阶层。

　　波伏娃的时髦与中国女性的“革命”沙龙

　　波伏娃这样描述自己：“人们把我塑造成两种形象，或是个疯子、怪人——或是个女慈善家、女教师——但没有人说过这两者不能协调。”

　　1908年1月9日，波伏娃出生于巴黎，“不安定的生活，让我一生都在灵魂探索，这也揭示了我为何成为知识分子。”波伏瓦在索邦大学主修哲学，也在那里遇到了比她大3岁半的萨特，“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遇到一个智力上比我高一等的人。”

　　在离开索邦大学后，波伏瓦和萨特一起住在巴黎，1931年波伏瓦在马赛获得一个教职，教学之余她创作小说，并于1945年加入了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早年的波伏瓦深受海明威影响，并十分推崇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

　　1954年，波伏瓦的小说《达官贵人》获龚古尔奖，小说隐秘地叙述了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私人关系，虽然作家终身都对此表示“否认”。但在两人50年的“自由情侣关系”中，波伏娃承认，当得知萨特和美国姑娘多萝丽斯闪电式相爱后，她忍不住问萨特：“你爱我还是爱多萝丽斯?”当时的波伏娃，对于她的著名情人尼尔森而言，是情书信纸上印着几百个红唇的女人。

　　这一切与《第二性》的理念很不相符，女权追随者们甚至为此感到气愤。然而，这才是完整的波伏娃。

　　萨特为此启发波伏娃：“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于是在玛德莱纳1967年专访她与萨特的纪录片《双人肖像》片中，她说，写作《第二性》大概是拜萨特所赐。“在这个社会，女性总是属于从属地位，受到男性和社会的束缚。”

　　而年老时的波伏娃，充满了对时光流逝和死亡的恐惧。“这一方面她并不是有智慧的女人。她很绝望。她恨死亡。这对于她是一种悲剧。”1963年，面对身患癌症的母亲，波伏娃第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怖与丑陋。萨特的先她离世，更是把波伏娃的脆弱推至极点。

　　《战争中的海狸》中，波伏娃对生命和自由充满了渴望，所以也就对时光流逝和死亡充满了恐惧，但她凭着决心和意志力对恐惧和绝望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奇拒绝了一份新年授勋名单。他问，这份名单怎么成了男性主宰的地盘?波伏娃为法国女性争得的地位是全方位的。总统萨科奇的原配夫人塞西莉亚和现任老婆“食男者”卡拉·布吕尼，都属于受到波伏娃直接影响的一代人。

　　别说波伏娃已过时，时隔半个世纪，现代女性仍然背负着“找到成功另一半”的社会责任。香港某周刊网络调查，最令女性羡慕的女星，不是任何国际巨星，却是成功飞入李氏豪门的二线女星徐子淇。

　　“许多西方学者曾羡慕中国女性，认为她们经过革命的洗礼获得了与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但情况并非如此。”在最近的的“《第二性》分享沙龙”活动中，女作家任晓雯表示，如今中国的职业女性同样面临着职场性别歧视、性骚扰、家庭分工困惑、成为“剩女”等各种问题。

　　“1949年《第二性》发表，到现在近20年了，但女性的生存状态仍没有任何改变。”波伏娃曾这样谈起1967年的法国社会。就波伏娃而言，她用终身未婚，终身未孕证明了“女性不是只能成为妻子和母亲”——她是一种力量：只要有“自我”在，那么，一切“应该”都可以不在。

　　Coco Chanel说，时髦不是一件衣服，它浮在空气里，飘荡在风中。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个性气场。针对波伏娃的《第二性》作家埃里克·泽穆尔推出了轰动法国的《第一性》，书里写道：“女性不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理想。”引领社会之先的一代代女性们从波伏娃那里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了解放的力量：波伏娃的时髦也因她们不老、不死。

　　“萨特的海狸”在1955年的中国

　　“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1955年，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女友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45天。在北京饭店新落成的宴会厅，波伏娃见到了周恩来。她记述说：“周从这桌走到那桌，不停地与客人们碰杯，交换微笑……他特地给卓娅的母亲鞠了个躬。卓娅是每个中国青少年知晓的苏联英雄。”

　　10月1日，萨特与波伏娃等作为贵宾走上了观礼台。波伏娃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

　　队伍中的人们看起来非常快乐——他们或微笑，或放声大笑。在中国待过很久的新西兰记者艾黎问波伏娃：“你能说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吗﹖”波伏娃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这是装不出来的。人们在欢庆节日，因为他们想要欢庆。

　　作为哲学家的波伏娃说：“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确切地说，在当时，波伏娃和中国，彼此都是陌生的。在北京与茅盾等人会面时，由于不了解彼此的作品，他们只好谈论美食。

　　有一次，波伏娃与女作家丁玲共同进餐。当波伏娃看到丁玲工作台上有支画笔，便问她是否在作画，但丁玲只笑笑，什么也不回答。其实，这在中国非常正常，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含蓄，但波伏娃不太理解，因为在她看来不够礼貌。

　　对于萨特而言，这45天的中国之行，也许只算得他访问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段插曲，既不比他与前苏联的复杂纠葛，也不比他在古巴演讲的激昂澎湃。但是，波伏娃却在1957年，出版了她对中国观感的专著《长征》，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

　　这本书以充足的事实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饱食终日的西方人任何时候也不会想要去体验他人的生活。我那时也受他们的影响而麻木。中国有3/4的人无衣可穿?这样蓄意误解的极端例子敦促着我去看一看中国。”

　　她大概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个遥远的中国，昔日的萨特女友，成为“丝毫不亚于萨特”的20世纪思想家。

　　“即便把我埋在你的旁边，你的灰烬和我的尸体也没有任何交集。”波伏娃直到死去的时候，都认为她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只是我们肤浅的猎奇总是围着他们之间的“爱情盟约”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