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个人”问题

　　60年前，1950年的4月13号，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它的第一部基本法《婚姻法》，5月1号正式实施。此后的实践证明，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婚姻，而婚姻本身，又岂止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或许可以这样说，关于恋爱和婚姻的个人经历，其实也是整个国家历史当中最真实的元素。

　　制订“休夫法”的女权先驱邓颖超与1950年代的全民偶像刘巧儿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1950年，电影《刘巧儿》蜚声全国，这个角色的现实原型是甘肃省华池县堡子村的农民封芝琴，她和表兄两情相悦，但父亲却为了多要彩礼钱而把她许配给别人，她奋力抗争。“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大胆追求婚姻自主的“刘巧儿”唱出了人们对新婚姻的向往。

　　60年过去了，“刘巧儿”仍然会被人提起，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由新凤霞主演、创造了50年代全民偶像的评剧电影，是为了配合宣传共和国第一部婚姻大法。

　　1948年秋，在三大战役打响同时，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报告中专门讲到了婚姻法问题，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这年冬天，在寒风冷冽的西柏坡窑洞里，邓颖超率康克清等几人，开始起草并于1950年5月1日公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它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

　　尤其具有现代文明意义的是，邓颖超顽强坚持了爱情是婚姻的根本。争论的焦点是离婚自由问题。关键的一次讨论，邓颖超只有一个赞同者，其他人都不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的条款。邓颖超却坚持认为：妇女在中国社会受压迫、在婚姻问题上痛苦最多，最后，她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拍板：“……总之，我坚持不附加条件，一方坚持要离即离。”

　　《婚姻法》颁布后，正值“土改”和抗美援朝时期，一时没来得及宣传。1953年形势好转，这一年的3月份即被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并迅速形成一场群众运动，虽然“不理解”的大有人在，认为这就是“妇女法、离婚法”，是“媳妇斗婆婆，老婆斗老公”，但是受到了鼓动的妇女们还是掀起了现代中国首次离婚高潮，童养媳要求解除婚约，“小老婆”要求离婚，当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了117万起离婚案件。

　　很多中国人正是在此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女人是有权“休夫”的。

　　这场婚姻革命期间，恩格斯的爱情经典名句也是一再被灌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在电影《金婚》里，文丽训斥佟志：“庄同志14岁就订婚了，14岁的孩子懂什么爱情啊?你这位同志应该好好学习恩格斯的理论，对婚姻和爱情有一个新的认识!”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了那个年代最美妙的词语。据统计，1951年到1956年期间全国大约有600万对离婚夫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离婚的后果对于女性来说显然是悲剧大于喜剧，作为一个整体，女性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八千湘女上天山”：英雄团长石光荣们的“分配婚姻”

　　五十年代，一切要体现出“新”，革掉很多老习俗。干部显然是这一时期“新”的主要代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新民谣，如唐山市有“年轻干部资格老，派克金笔罗马表”;张家口地区有“一党员、二团员、三技术人员、四工作人员”等民谣，在那个价值单一的年代里，“干部”、“工人”成为年轻人择偶的首选目标。

　　1950年的《婚姻法》里还有这样一条，由于战争离乱，那些进城的军队干部，只要和自己的原配三年没有通信，就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同时，军婚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

　　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英雄团长石光荣看上了欢迎解放军的秧歌队里的城里美女褚琴，于是两人成为夫妻。这是解放初期相当普遍的一种恋爱模式，“先结婚后恋爱”——组织为你安排了最好的生活方式。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也是这样产生的。

　　1952年2月，20岁的湖南长沙织布厂女工李明，报了名去新疆当兵。而远在乡下的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晕厥了过去，“细妹子，新疆那么远，去了之后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李明想去新疆开拖拉机。自从1951年，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照片，登上了《解放军画报》，当拖拉机手，就成了女孩们心中最神圣最理想的职业。而在政权初建的50年代，军队更无疑是年轻人梦与理想最集中的寄托处。

　　和李明一样进疆的，有3000多名湖南女人。西北军区总司令王震召开了军区大会欢迎她们：“你们要安下心、扎下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这句话，让李明一下子有点惊慌，原本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光荣回家，现在看司令员的口气，恐怕是回不去了。当晚，李明就听到不少女孩子哭了。

　　李明们当然不知道，在这次貌似普通的招兵背后，有更深一层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