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简史(2)
在自然面前，“人”字越小越好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哲学家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因为迄今为止人类依然在以生命为代价向大自然交学费。
中国哲学讲究“天人合一”，理论上的“超脱”高于“顿悟成佛”，把“修心”置于了最高境界。极其遗憾的是，人类文明并没有朝着这样的最高境界进发，而是在利己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被感染患病，也是衷心地祈愿上帝、佛祖、真主首先佑护自己。人类不过是地球生态网中的一个结点，一旦生态链条被撕断，自己也将万劫不复。从另一个角度说，积极应对疫情固然重要，但应对毕竟总是被动的，主动的应对应该是尊重自然，在自然面前把“人”字写得越小越好。
或许这个科学发现能让我们在未知的自然面前更加谦卑：２００７年，科学家们发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南极冰川融化，被冰封数百万年的远古病毒将有可能复活，电影《生化危机》的恐怖情形甚至可能会成为一种现实。
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劳里·加勒特忧心忡忡地如此总结道：随着几代人的衰老，描述、认识人类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各种烦恼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类正洋洋得意于新的发现和医学的胜利，因而高枕无忧，对逼近的瘟疫却毫无准备。
■人物
本刊专访——
钟南山的进化史
５月５日，广东省卫生厅对防控甲型Ｈ１Ｎ１流感专家组进行了调整，家喻户晓的“非典英雄”钟南山担任临床专家组组长。早在３年前，钟南山就已经预言猫、猪也可能感染禽流感，且会变异传人，三年后，一语成谶。
钟南山已经被“神”化了，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而在此之前，这个知识分子是如何“进化”的？他的进化又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怎样的模板？
□本刊记者 丁爱波
多面钟南山
他一直在拒绝着被神化和被符号化，他更愿意展示自己生活的另一面。
钟南山的办公室并不宽敞：办公桌，沙发，然后是满满两堵墙的书和资料。
窗台正中，摆着一幅长条的匾额——“勇敢战士”，字体朴拙，那是广州护士学校的学生写的，旁边注了一行小字：“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钟南山的话，学生们摘录下来送给了他。
这是钟南山所能接受的一种评价。他一直在拒绝着被神化和被符号化，他更愿意展示自己生活的另一面。
他曾骄傲地与昔日的动作巨星、今天的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比肌肉，７０多岁的他依然拥有着２０岁的身材；他喜欢跳拉丁舞，神形兼备，一面潇洒地挥动手臂、娴熟地踏着步法，一面还不忘保持自己的最佳表情：下巴稍稍抬起，眼神冷酷而又坚定，专注的神情与真正的斗牛士颇有几分神似。
这是一个倔强的“斗牛士”，他曾炮轰那些在两会上歌功颂德的代表，曾直言自己不看好新医改：卫生部门作为一个宏观的管理部门够了，没必要自己办医院，这样又当老爸又当裁判，确实不太好。
广州医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魏东海曾写过一本关于钟南山的书，封面上的几句话传递出作者对钟南山的价值评判，他写道“一个人的勇气与才智如何在危难之际，感动一个国家，成为社会中一股清洁的力量，成为所有人的信赖。”
魏东海说，这本书中的内容都是经过钟南山本人审过的，惟一例外的是封面上的几句话没给他看，因为“知道给他看肯定通不过”。
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总结：“钟南山区别于其他人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好医生，一个好的科研工作者，甚至是一个好兄长……”
钟南山非常欣赏吴仪，这种欣赏有着一种很朴素却又很古的感觉：“我很喜欢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敢负责任。她信任我，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
一个不断进化的“病毒”
钟南山就对我说，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
回溯他的成长历史，他的成长同样也像一个在不断进化的“病毒”。
钟南山生于医生世家，耳濡目染之下，从医是他最为坚定的一个“进化”方向。
钟南山的父亲是儿科专家钟世藩——他在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了４０万字的儿科著作。母亲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廖月琴，她曾被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
不过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前提下，钟南山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进化”为一名医生，虽然他考进了北京医学院，但他当时更有可能成为一名运动员：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全运会上以５４．４秒的成绩打破４００米栏全国纪录，在１９６１年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
１９６０年钟南山毕业后，他享受到了当时最好的学生分配方式——留校做辅导员，他的从医之路似乎已经关闭了。
直到十几年后的１９７４年，钟南山才调入广州医学院慢性支气管炎研制小组，算是回归了本行。
然而，医生这个方向似乎并不适合钟南山“进化”。
钟南山的一位同事说，他３６岁才开始做医生，“医生是个经验科学，钟南山在大学里实际上只学了三年半，又一直没做过医生，所以到医院里人家直接就说他不适合当外科医生，给安排到了最基本的急诊室里”。而一开始，钟南山便惹出了一次误诊事件，他甚至无法分清咳血和呕血的区别。
呼研所肺功能室的罗锭芬和钟南山入院工作时间相差不大，她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下乡调研，“我们一早就起床，钟南山骑着单车，我坐在后面拿着农民的痰——这是我们做研究的标本。钟南山就对我说，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
从呼吸所退休的谢明娟讲的故事是，她们那时也没人指导，直接拿大白鼠小老鼠做试验，后来换成了一头很大的猪，“我们没地方，就把办公桌都搬到外面，把猪赶进去，早上６点进去，半夜１点出来。”
克服了艰苦的初始条件，１９７９年，钟南山又获得了一次“进化”机会——到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进修。而这一年他已经４３岁。导师并不看好他，甚至在一开始把他两年的学习时间缩短为八个月。运动员的意志让他坚持了下来，最终，钟南山用两年时间完成了６项科研成果。
一个“病毒”终于在他多舛的命运里完成了破茧化蝶的进化。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