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简史

　　尽管相关专家已经及时将猪流感更名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但对普通人来说，猪流感这个名字无疑更形象。

　　在这场灾难之下，全球化——这个原本充满无限可能的词汇变得迅速脆弱起来，墨西哥一只不足头发丝六百分之一的甲型Ｈ１Ｎ１病毒掀动了一场风暴：墨西哥城形同死城，２０多个国家及地区出现了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人们至今还未找到更加合适的药物来抗击这场灾难。

　　大自然以一种冷酷而又充满黑色幽默的现代方式嘲笑着人们。对人类而言，呼吸——这个无可或缺的生存需求成为了阿喀琉斯之踵，人们时刻处于流感病毒的觊觎之下，它们借着飞沫、空气和全球化，在偶然的起因下形成了一个必然的、周期性的爆发。

　　灾难之下，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依然隐藏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度，我们常态的生活依然有可能会被随时打断；在这个更加迅捷、现代的社会里，我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改进多少，相反它在恶化；人类与自然的争斗和相互惩罚依然是文明承续的重大主题。

不是病毒逼疯了我们，就是我们逼疯了病毒

　　如果没有这场灾难，墨西哥小镇拉格洛里亚恐怕至今还是无人知晓。这是一个肮脏、破败的普通小镇，唯一能让人们印象深刻的便是小镇８．５公里外的养猪场——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合资开办，墨西哥最大的养猪场，年出产近百万头生猪。４岁男孩埃德加·赫尔南德兹对这个养猪场深恶痛绝，因为它地处小镇上风处，给小镇带来了“熏天臭气”和“如云蝇群”。

    大约是在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埃德加·赫尔南德兹在结束了一天的玩耍后，突然觉得头疼、喉咙疼、发烧，他不得不躺到了床上，而实际上，这一症状早已蔓延整个地区，人们以为那是普通流感。不过，在此之前，村里已经有３名孩子死于肺炎，附近３０００多居民感觉不适。

　　直到４月２７日，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才表示：这名４岁男孩是目前已知最早感染“猪流感”病毒的患者。

　　与已完全康复的埃德加·赫尔南德兹相比，１９７６年美国迪克斯堡的新兵戴维·刘易斯则运气差到了极点。

    １９７６年迪克斯堡，美国在新泽西的一个训练中心，年轻的列兵戴维·刘易斯感到头晕、高烧、无力、肌肉疼痛，但他决心在基础训练中出人头地，尽管医生已经准许他留在宿舍休息４８小时，刘易斯还是参加了新泽西寒冷冬季的整夜行军。他强迫自己继续前进，虽然他已经远远落在别人后面。几个小时后他倒下了。

　　刘易斯在到达基地医院后几个小时死去。没有完全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刘易斯死于何种原因，刘易斯很不幸，当时有１３名同样感染猪流感的士兵，而只有年纪轻轻、身强力壮的他成为了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流感季节中死去的唯一一个美国人。

　　在争论不休之后，美国应变与感染疾病研究所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试图研制一种新的合成疫苗或药物，以提高年轻人——像列兵刘易斯那样年纪的人——对猪流感的预防能力，但他们失败了。大兵刘易斯之死所引起的争论与动荡让美国公共卫生界十分懊恼，直到２０世纪末，他们才第一次带着一种微微不安的感觉，展望未来：此时距１９６８年“香港流感”大爆发已过去３０多年，病毒似乎已被人类制服。

　　然而，到１９９８年，一种高致病性病毒开始毁灭北卡罗来纳州一处农场的母猪，之后，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种新的、更致命的病毒版本，包括各种各样载有Ｈ３Ｎ２内部基因的Ｈ１Ｎ１病毒（另一种能在人类间传播的Ａ型流感）。又经过几年的稳定期后，北美的猪流感跳上了进化的快速列车。

　　这种进化是被逼出来的，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说，几十年以来，畜牧业已经演变得更像石油化工行业，而不是读者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种幸福的家庭农场。正是这种短促而又肮脏的食物链让流感病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化。

　　看一下猪的生活环境吧，它们已经被剥夺了猪的尊严：１９６５年，超过１００万平方米的农场上只养了５３０００头猪，如今，上百万头的养猪场已不再罕见，老式的猪圈变为巨大的粪便池，数以万计的免疫系统薄弱的动物挤在其中，猪流感病毒在这些同住的动物间以惊人的速度传播、重组，直至出现新的变种——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

    
被病毒进化史打败的科技进化史

　　１９４４年太平洋战区的瓜达康纳尔岛上，美国大兵马拉奇躺在医疗帐篷内昏迷、等死。

　　潮热的气候和无法抵御的热带生物体让他感染上了不知名的热带病，医生们已经束手无策，他在昏迷中度过了几天，偶尔清醒时他甚至希望，如果这场疾病不能马上夺去他的生命，最好有什么人能直接开枪打死他，结束他的痛苦。

　　奇迹发生了，马拉奇最终获救，一种神奇的药物将他从生死线上挽救了回来，那一年，美国军方分发了首批少量青霉素，并指示医生们千万节约使用这种稀罕的药品。当时用剂量仅仅为５０００单位，而这只相当于１９９３年治疗轻微感染所用最低剂量的三分之一弱。

　　病毒的进化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科技的发展速度，自工业时代以来便雄心勃勃的人们不得不对那些无比微小又似乎无处不在的病毒重新审视。

　　１８９８年，人类才知道世界上存有病毒：烟草花叶病毒，而在此之前，我们无从推断病毒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多久。同样，也没有人知道流感病毒起源于何时，２４００多年前，古希腊就有关于流感的记录，医学之父希波拉底记载了公元前４１２年的一次流感疫情。

　　第一次大流行始于１１７３年，之后，１５８０年的大爆发让马德里变成荒无人烟之地，１９１８年的西班牙型流感爆发，在短短２年多时间里，夺去了２０００多万人（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也有说死亡人数是７０００万或１亿）的生命。那时，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见面不敢打招呼，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害怕眼神会传播流感。芝加哥一名工人恐惧到了极点，高喊：“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家人！”然后用刀片割开了一家五口人的喉咙。

　　之后便是１９５７年首发于中国贵州的大流感，这次世界性的大流感发病率高达１５％－３０％，全球至少１００万人死于这场灾难。最近的一次大的流感疫情爆发于１９６８年，这次被称为“香港流感”估计使７５万人至１００万人丧生。之后，四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发生致命流感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爆发，而近几年发生的一些小规模的禽流感并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和担心。

　　值得一提的是，世卫组织在去年就曾经做出评估，认为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将会使２００万至５０００万人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它会由哪一种流感病毒毒株导致，会在何时发生以及会有多么严重。

　　这真是一个脆弱而又危险的时代，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乔纳森·Ｍ·曼曾如此总结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特点将是：新发现的疾病反复爆发；流行性疾病向新的地区传播；人类的技术助长疾病的流行；人为地破坏当地的居住环境后，疾病由昆虫和动物传播给人类。

　　或者我们需要一种关于疾病的新思维方式，那种把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看做一条直线的认知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挑战性更强的认知，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类身体的内部和外部，人类与微生物之间存在一种动荡的、非直线的微妙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