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最艰难的时刻，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

本刊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学者刘超——

教科书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齐鲁周刊》：民国教育有什么特点﹖

　　刘超：民国办学的特点之一是“高投入、高产出”，具体表现为“二低五高”，即“低知识分子率、低大学录取率”和“高名校率、高洋派率、高名教授率、高少壮派教授率、高成才率”等一系列特征。首先，当时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民国时期，尽管１９２９年之后（尤其是清华崛起后），一批国立名校的质量明显胜过其他学校，但非公立院校亦不可忽略。协和、燕京、金陵等教会学校和南开、厦大等私立学校都有相当高的水准，非公立院校取得成功确乎不无先例。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有一点很有趣，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齐鲁周刊》：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却不无得意地称：“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何以能在不甚理想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厄，取得巨大成就，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刘超：个中原因有人才储备、社会结构。然而，内中尤为切要的一点，乃是办学理念和制度设计。其核心的理念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这些制度设计主要涵盖了三个层面：大学制度、民政制度和知识共同体制度。其中，对大学制度尤为重视，除包括众所周知的“三会制度”（评议会、校务会、尤其是教授会制度）、学生会制度，其实还另有一些制度，如自主招生制度、破格取材制度、转系转学制度、公费留学制度、高薪养教制度等。

　　其时，教育多元化，大中学校都无统一教材，高校招生亦非全国统考，而实行完全自主的招生。这样往往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即便偶一失手，亦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机会，这就在制度上尽可能避免了“一考定终身”。

　　在录取和毕业环节上，亦有许多破格之举，如著名诗人林庚毕业时，因不愿做学术论文，乃提出以文学作品相代，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予以同意。
　　
 

民国高教的“道与术”

　　《齐鲁周刊》：如今本科教育饱受诟病，这方面，民国大学有哪些经验教训？

　　刘超：强调大学的研究性，不等于淡化其教学功能，更不等于淡化本科教育。事实上，本科教育对于一个人的眼界、品味、世界观等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人在２０岁前后的几年中，正是世界观定型、品味形成和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人在这一时期最易受外界影响，此时外部环境最容易转化为内部资源，最容易决定人的发展潜力。很可能同样水平的高中毕业生，在不同水平的学校度过本科岁月之后就形成质的差异。不同层次院校的本科生之间总体水平的差异，在梯度上是非常明显的。因此，研究型大学强调研究生教育并不意味着淡化本科生教育，而是要求在本科生培养中贯彻相对的“小而精”的模式，保证其拔尖人才的出炉率。

　　民国大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反面经验是，民国大学过于强调实用学科而忽视看似“无用”的基础学科，这为其日后原创力的日渐缺乏埋下了伏笔。

　　《齐鲁周刊》：民国文人的气质为何成为一种情结？

　　刘超：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在近代大学校长群体中，那些著名的大学校长何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回望近代大学的教育成就，我们感受到一种精神震撼。
　　（本专题部分图片由《老照片》编辑部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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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超

教授治校

    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奉行“教授治校”制度，教授评议会在教授的聘请、辞退、评定和其他教学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校长本身就是教授出身，有的还兼着教学任务，因而校长的决策就是教授们意见的代言，相反地，得不到教授们的认可，校长的决策不仅难以施行，职位恐怕也难保。梅贻琦之前的清华大学十换校长，大多因校长与教授的矛盾而引起。

破格制度
　　民国时期，越是名校越是敢于破除成见，不拘一格招人才。对于学生，五四之前，胡适破格录取了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的罗家伦。后来罗到清华后又录取了同样严重偏科的钱钟书。对于教师，在晋升环节中，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这就为人才的晋升预留了空间。更重要的是教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