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十大齐鲁精英获奖榜单
十大齐鲁精英
(排名不分先后)莫言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上榜理由:
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
张继科
(运动员、乒乓球世界冠军)
上榜理由:
张继科用血性的“藏獒”形象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个性与魅力,也成为新一代乒坛的光荣与梦想。
刘宗利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榜理由:
糖和糖,是不一样的甜。他所引发的糖革命,为中国人的公共健康做出了“为耕者谋利,让食者健康”的有力诠释。
张群
(山东民间打拐第一人、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
上榜理由:
每个被拐儿童获救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从地狱重新回到了天堂。张群体现出的,是一个普通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潘智群
(山东省政协委员、宝真酒业董事长)
上榜理由:
做为最具盛名的酒业少帅之一,潘智群的理想是打造 “受尊重”的企业,也是中国软实力的输出。
秦维强
(山东援藏干部、西藏南木林县县委书记)
上榜理由:
孔繁森已经离开我们18年,而中国现在还有多少孔繁森接力者?秦维强正是其中一个。
夏杨
(波士顿咨询公司咨询顾问、剑桥大学学术主任委员会委员)
上榜理由:
乔布斯的“乔世界”,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精英阶层。夏杨的成长告诉我们,中国的乔布斯,在路上。
张泉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榜理由:
文化与资本握手,他正在为上市助跑,有望成为山东文化产业第一股,张泉的理想是“让山东民营书业成为中国出版界的托拉斯”。
李海平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榜理由:
让孩子们笑容灿烂地行驶在安全的阳光大道上,是李海平的理想,也是我们的期盼。
于金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
上榜理由:
大医精诚,医者仁心。他送给病人的,是一种温暖的力量。
■颁奖花絮
莫言:当“精英”,不当嘉宾
□本刊记者 解永敏
“2011齐鲁精英人物风云榜”评选活动颁奖典礼,有这么一个环节:主持人介绍到场的领导和各界嘉宾。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作家莫言,既是本次评选活动评出的主奖项“十大齐鲁精英”之一,也是组委会请来的重要嘉宾。但在颁奖现场,主持人却只想到了莫言是今年评出的“十大齐鲁精英”,把其嘉宾的身份忘得一干二净。因此,现场介绍时,也就只字没提莫言,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张慧萍女士在台下急得要命,反复打着手势提醒主持人,后来竟然喊出了声,没想到主持人依然没能领悟,最后也没介绍嘉宾莫言。
颁奖典礼结束后,送别时,社长、总编辑张慧萍歉意地给莫言解释此事,哪知莫言根本都没当回事。听了解释,他笑笑,很幽默地说:“我是今年的十大精英啊,都当精英了,也就不能再当嘉宾了。”
被救孩子为张群颁奖
□本刊记者 秦振林
2012年1月2日,当我站在泰安市建设大厦门口等待着采访张群时,猛然间意识到去年刚做记者时,第一个采访对象也是他。
再次见面,他还是那样随和、低调。这是很多见过他的人的共识。他很少接受专访,即便是为了宣传“宝贝回家”的公益活动,也多用网名“大树”,因此,很多人知道“大树”但不知道张群,而那些知道张群的人一般也不知道他就是“大树”。
近五年来,张群帮助过很多寻亲的人。一方面,每天都要面对亲人离散的悲剧,而另一方面,还偶尔会受到被帮助者的误解和指责。曾有寻子的家长限定日期让他找到丢失的孩子,可这家长并不知道,包括张群和他的“战友”们都是靠着热情和爱心无偿助人的志愿者。
当然,绝大多数受到帮助的人心里都是充满感激的。在张群的脑海里,印象较深的案例除了《齐鲁周刊》报道过的谢先宾,还有李永刚、岳随民等。
今年35岁的岳随民本身就是一个被拐儿童,他在寻亲过程中得到张群等志愿者的帮助。
2005年秋天,一直知道自己被拐的岳随民了解到,自己可能是四川资阳市人。但是20多天的寻找没有丝毫线索。2008年,岳随民开始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帖寻亲。
看到帖子的张群和志愿者“笑语盈盈”很快就与岳随民联系上了,并发动志愿者把岳随民的情况和其他寻子资料进行比对。就这样,岳随民找到了亲生父母。
1月9日,在《齐鲁周刊》举办的“2011十大齐鲁精英”颁奖晚会现场,岳随民带着妻子和儿子走向张群,两个男人热烈拥抱在一起(见本期第14页张群图)。晚会在此时达到最高潮,亲手为自己的恩人送上奖杯的岳随民忍不住哭了。
一时间,张群和他的“宝贝回家”感动了现场观众,也感动了无数场外网友。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张群并没有做什么惊天泣地的大事,他只是尽自己所能,为父母和失散孩子搭起一座桥梁。
活动结束,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张群连夜赶回泰安。
秦维强:不愿当选的精英
□本刊记者 马军
直到颁奖开始前,秦维强还是不愿领取“十大齐鲁精英”奖。“受之有愧,颁给我个人不合适。”而事实上,如果不是他妻子生病,他需要回山东照看,可能他根本不会从万里之外的西藏来到济南。
我是在2006年与秦维强相识的。当时省发改委组织山东援藏医疗队去西藏,我作为随队记者来到南木林县,与山东第四批援藏干部、时任南木林县县委副书记的秦维强共同生活、工作了7天。
援藏工作的辛苦,很多人难以想象。
为了相互扶持相互照顾,援藏工作组有五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按时吃早饭,“外省某市的一名援藏干部有一天早晨没有去餐厅吃早饭,大家一开始都没在意,以为他想多睡会儿。快到上班时间了那个干部还没出宿舍,大家去敲门也没有人答应,最后破门而入,发现这名援藏干部已经因急性肺水肿去世好几个小时了。”秦维强说。
在这7天时间里,秦维强的主要活动就是下乡——在海拔4150米的高原上四处奔波。从鸢都潍坊来到苦寒之地,他走遍全县17个乡镇,长期资助着数十位孤寡老人。
这种随时随地都处在“下乡”状态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当从组委会得知秦维强进入精英人物候选名单时,我试着与他联系。第一天,信号时断时续,根本无法交谈,南木林县县委工作人员告诉我,秦书记下乡去了。
第二天仍旧如此,一直到第四天,我与秦维强才有了一次正常的通话。
这已是秦维强的第二次援藏,其身份也从山东第四批援藏干部、南木林县县委副书记变为第六批援藏干部、南木林县县委书记。
此时的他不再回答我关于生活条件艰苦的问题,言辞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乐观和从容:“南木林悠久的历史所孕育的‘香巴文化’,很有挖掘的必要。”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