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老济南的私营出版社

　　明清时期，书籍的出版有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坊刻。其中，“坊刻”的目的是营利，可称之为“私营”出版社。济南是现知山东刻书铺最多的地方，据文献记载，济南的坊铺在明代很少，仅有好友堂一家。清代有近三十家，主要分布于当时的布政司街和后宰门街。而这两条街，是济南著名的文化街，可与京城“琉璃厂”相媲美。

　　一家“兄弟”的“产权”之争

　　现在的省府前街，原来叫布政司大街，在布政司署前，南北走向。现在的省府东街，原来叫布政司小街，东西走向。街周围有贡院、泺源书院、尚书府，是学子会集的场所，文化气息浓厚。

　　文人多的地方，书的需求量就大，就在这条小街上，刻书房铺就有近十家。这些坊刻不是官方书局的印刷品，少了政治色彩，书的品种自然就多，文人自然喜爱。除了医书、类书外，小说、戏剧这样的文艺书也随处可见。像村塾采用的四书五经和启蒙读物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以及民间的通俗读物，都有赖于坊刻印行。这样以贩卖为主的坊刻，养活了不少刻书坊铺。

　　咸丰年间，聚和堂、双和堂就在布政司小街开设。

　　聚和堂刻有《济南校士分馆课艺》、《重订王凤洲先生纲鉴会纂》、《古文笔法百篇》、《齐鲁讲学编初集》、《批点左传句解》、《二十四孝合刊》等。双和堂刻有《读史论略》、《小题新编初集》、《史记菁华录》、《纲鉴择言》等。聚和堂、双和堂，在1862年刊印了《读史论略》，1874年，还刊刻两人《红楼梦》，是当时最大的刻书坊铺。

　　聚和堂与双和堂虽是一家双铺，却对“产权”十分明晰。

　　至今，山东省图书馆所藏的《小学集注》附《忠经》、《孝经》，是当时刻书坊铺里最有特色的藏书。《小学集注》的封面上题有：“济南聚和堂梓”，这是聚和堂雕版印刷的，而作为附属的《忠孝经》，封面却题：“光绪戌申年镌，双和堂藏板。”

　　“戌申”应为“戊申”(“戊申”为光绪三十四年)，所以这本《忠孝经》应该是济南聚和堂的刻本，却被双和堂篡改。最后光绪三十四年印刷时挖改牌子，将“聚和堂藏板”改成了“双和堂藏板”。虽为一家“兄弟”，产权保护却是丝毫不能差。

　　艺德堂在大布政司街七十号，街南首设有分号，并在萃卖场前楼设艺文书局，1931年歇业。现仅知济南市图书馆有《易经》四卷，而山东省图书馆则藏有其所刻《龙光四书》雕版一块。此板高13.7厘米，宽10.1厘米。字为阳文反字，正中自上而下刻有“龙光四书”，此为书名。上横一行“洪武正韵”，左上边有“校对无讹”，右下边有“济南艺德堂梓”。这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济南雕版印刷的实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自嘉庆至光绪间山东坊间雕版印刷的质量。

　　此街还有光绪年间开办的东昌善成堂济南分号，民国十年左右歇业。刻有《本草备要》、《医方集解》、《四书备旨》、《诗经体注》、《东莱博义》、《古文释义》、《纲鉴择言》等。

　　会友堂：刻印政府出版物的“私营出版社”

　　光绪二十六年，会友堂为山东巡抚官署刻《山东曹州府教案条约》。这是山东近代史上的大事。会友堂位于后宰门街，北靠大明湖，南邻抚署，西接文庙、贡院，东通县学、县署，始建于唐代的福慧禅林院、济南府最大的关帝庙和基督教堂都落户于此。而会友堂，就是当时专刻政府出版物的刻书房铺。

　　光绪二十三年阴历十月，山东曹州府属下的巨野县里德国天主教堂的教民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于是发生了暴动。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无辜打死。享受“治外法权”的两名传教士的死，变成了列强“强索租界地的导火线”。而这场曹州教案，更具体的来讲，是义和团之乱。

　　同年，戊戌变法失败，意味着清朝上层统治者的政改努力泡汤，政府转而动员上了义和团这种最底层最愚昧的力量。清政府与义和团的这种暧昧关系让西方很不满，特别是义和团发源地山东，成了重灾区。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用袁世凯取代山东巡抚毓贤。

　　光绪二十四年，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山东曹州府教案现已商结，中国另外酬德国前经相助之谊，故大清国国家、大德国国家，彼此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两国商民贸易使之格外联络，是以和衷商定专条。”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第二年，会友堂署刻《山东曹州府教案条约》即《胶澳租借条约》。这本书，就是根据当时的条约文本刻成的，后面还附有《胶澳租界图》、《胶济铁路章程》。封面是黄色，贴着题名签，书刊的刊刻者正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

　　此书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袁世凯是山东大学的创办者，书成后藏于大学堂，是必然之事，而目前所见，唯山东大学有此书。

　　除了以上四个有特色的坊铺，后宰门街的刻书铺还有：成立于咸丰十年以前的文德堂，刻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直解》、《观音大士降笔法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直解》、《昭明文选集评》;道光五年前成立的文华堂，刻有《痧症全书》;光绪十年以前成立的同文斋，将况桂森在广东刻的方钺撰《景椿山房诗文集》书版，存于铺中，以备续刊、补缺、刷印;位于后宰门西首路南的汉文斋，在光绪二十一年刻有刘士魁撰《俚言十三篇》。

　　按察使署和盐运使署的“专属”刻书铺

　　藩署，即按察司署，在运署街。这是个东西向的街，其西侧为南北向的按察司街。按察司署门向南，西邻为盐运司署。

　　在按察司署前有刻书铺中和堂，里面的刻字师傅是山东著名的刻工鲍连元。因为盐运司署就在按察司署西边，中和堂是离盐运司署最近的刻书铺。“距离”让中和堂占尽了“便宜”。同治八年，山东盐运使潘霨的《唐律赋抄》和同治十二年看有山东按察使萧培元所著的《二十四弟图诗合刊》、《二十孝合刊》，都是出自中和堂。因此，中和堂也成了按察使署和盐运使署的“专属”刻书铺。

　　济南是山东刻书铺最多的地方，这源于它是山东的首府，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南坊间刻书虽不及官刻、家刻精致，但在营利的同时，也是跟随潮流的，适应社会发展，反映市民需求，促进了省城的文化发展。

　　坊铺刻书虽大多以营利为目的，节约成本，少有精品，但特色鲜明：像文友堂专为公家刻书;会友堂刻政府出版物;出现了名刻工如鲍连元、王少川;不惜工本雕刻大字的子云堂的《诗经》、《礼记》，汉文斋的《俚言十三篇》，鸿文斋的《东厨司命龟君圣经》等，都是字大行疏，悦人眼目，都是坊铺刻书的精品。

　　还有哪些“老字号”?

　　资历“最老”的会文斋

　　会文斋是清代济南最早的刻书铺，嘉庆元年就已存在，光绪末年还在刻书。刻有《妇婴至宝》、《太上敕演救劫消灾赐福解厄保运证真同参经》、《回生集》、《杨椒山先生垂范集》等，还为光绪年间在山东做官的浙江山阴人陈锦刻有《橘荫轩全集》六种。

　　会文斋刻的《新编急救奇方》有卖书广告与价格：“粉莲纸、洋布套，每部京钱壹千文。”这是刻书铺通行的经营做法。《吕注金刚心经》则注有：“板存山东趵突泉道院，有愿印送者，问后宰门会文斋可也。”说明此书的版权在会文斋。

　　名气最大的文友堂

　　在济南府后宰门中间路北，有个很有名的刻书坊——文友堂。之所以很有名气，是因为它为当时的要人和公家刻了不少书。

　　山东盐运使丁彦臣，在山东为官十余年，深受山东巡抚丁宝桢赏识。他在山东刻书八种，有四种委托文友堂刊刻。其《梅花草盦石刻勾本》、《汉石例》等金石类书采都用双钩刻法。这样刻成的木板印刷时只有字画的线条是墨色，其余都是白色，醒目且清晰。丁彦臣所刻金石都是用这种方法，文字虽细行密字，但版框、开本均大，刻印精良。

　　尚志书院是山东同治光绪时期重要的学术阵地，文友堂还为尚志书院刻过两种书：《省心录》、《荒政辑要》。能把书委托文友堂来刻，可知文友堂刊刻的水平是不低的。

　　济世救人的英华斋

　　在后宰门街东头路东，有个“济世救人”刻书铺——英华斋。专刻医书和善书。英华斋于嘉庆二十年前成立，刻有《玉历钞传警世》、《大生要旨》、《笔花医镜》、《痘科救劫论》，质量较高。《痘科救劫论》有广告：“如遇小儿出痘，口不能闭，啼哭不止，速看口内，两旁有锁口疔，即用针穿翻于外，再以针用力乱挑之，总要根断为主，万不可惜小儿疼痛，致贻后悔，慎之慎之。”足见其济世救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