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们的“花社交”

寻找中国味⑥
花文化是一种有闲阶级和士大夫文化阶层的属物。“寻花问柳”是一种情调，花文化背后不止表达着对植物种类的鉴赏，更多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社交活动的纽带，甚至是文人士大夫阶层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石器时代的植物图腾崇拜，到宋元的诗词，元明清的插花艺术、造园工艺，花鉴赏是中国味道、中国式生活中人生旨趣与美学思想的标志之一。
从屈原到陆游：诗词歌赋里的“花姑娘”
花非花，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脉络。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大量的篇幅言说花，更多的是观花自照。花的寓意也早已超越植物学的领域，成为一个内涵繁复的文化符号。
花在中国历史中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3000 年前）即已发轫，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梅核等植物遗存及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出土的大量花叶纹陶器大量存在。此时，原始农业的发展是花文化萌芽的社会原因，花卉成为自然崇拜的圣物、生殖崇拜的对象、鲜血生命的象征。
花卉转化为人格形象的象征大抵受商周“天命论”和东周“君子比德”思想的影响。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的梅花为“梅以花贵战国始”提供了实物依据。战国后期的屈原则为中国文人开创了“香草美人”的诗传统。屈原将花卉赋予了人的感情和期望，一篇《离骚》七次写兰，六次写蕙。孔子称兰有“王者之香”，把兰的地位升到花之首位。
诗词中的“花自喻”往往是隐居派、失意派，仕途失意、壮志难酬的文人最喜欢在花草中寻找寄托。从《诗经》中描绘桃花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到晋代陶渊明脍炙人口的品评菊花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宋代叶绍翁笔下“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那烂漫的杏花，到元代王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那清丽素洁的梅花。人格寄托于花格，花格依附于人格，二者不可分离。在对花木的审美过程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心情、感受借助花木表达出来。
汉魏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花文化发展的渐盛时期。这一时期三大宗教的并存，使花文化融入了儒家的阴阳五行，道教的得道成仙，佛教的洁净脱俗，完成了花文化丰富哲学宗教底蕴的酝酿，许多以实用性著称的花卉，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飞跃。
陶渊明的菊花可谓开创了中国文人“花趣味”的高峰，他代表了官场之外隐逸派的心声。宋代的林逋与梅则把文人对花的爱推上了精神高峰：终身不娶以植梅养鹤为乐，《山园小梅》可看作是他写梅的代表之作：“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仅把幽园中独自盛开的梅花的清影和神韵写绝了，而且还把梅品、人品融汇到一起。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的《爱莲说》，则不仅把花和各种类型的人物联系起来：“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还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完美地概括了莲之高洁的品行。名为说莲，实为表己——这正是文人花的实质内涵。

有闲阶级与“花社交”：不懂美学的官员不是好官员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花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在唐诗宋词的渲染中，宋代理学的影响下，花文化彰显出丰富的人文内涵，完成了花卉人格化体系的完整构建；同时，社会赏花风尚的影响，使花文化在这一时期从宫廷走向民间，完成了从精英文化到草根文化的转变。
插花，成为唐宋时期重要的社交方式，更是成为衡量文人士子风雅趣味的重要标志。宋朝时人们还将点茶、挂画、燃香、插花合称“四艺”，具备话语权的上流阶层纷纷投入到对花的研究中。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作为朝廷重臣，集风雅词客为一身，在滁洲任上时，欧阳修曾命令幕府的僚属在山谷中种满花卉，下属请示要种哪些花，欧阳修批示道：“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苏东坡、王安石、范大成等北宋高官皆是此种诗意化生存的“花手”。我国第一部总结牡丹栽培的专著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最早介绍梅花专著的范成大的《范村梅谱》，我国第一部研究兰花专著赵时床的《金漳兰谱》，以及王贵学的《兰谱》，还有著名学者吴德铎先生誉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统统出现在这一时期。
历史上的名家有宋徽宗、苏轼、袁宏道、陈洪绶、张谦德等，表现场合以文人堂及书斋为主，取材以清新脱俗，格调高雅，韵味无穷，易于持久的花木为主，如松、竹、梅、菊、兰、荷、桂、水仙等，经常只用一种花材，多则使用三种花材，切忌杂乱。花器讲究古色古香、典雅无华，以铜、陶 、瓷、竹为多。文人插花作品以线条和枝叶的变化为主要表现手法，风格清雅、灵动。
明朝花道家袁宏道兄弟俩，曾将花比作“天地间一种慧黯之气”所凝成的东西。“插”或“安排”的艺术境界讲“冤花器”，并对花木赋予个性与格调、意义与象征。文人将插花百瓶，醉饮其间的“插花饮酒”列为生活情趣美谈；甚至，出外郊游时也“中置桌凳、列笔床、香鼎、盆玩、酒具、花蹲之属”；为了顺应时潮，应运而生了卖花郎与种花师这两种职业，连饮食商店、酒楼、茶肆等商业场合，也都为了招徕顾客，而按四时插花。宋代常择时举办盛大的公开插花会，动辄用去花枝十万枝。插花被视为每人自小就应具备的修养，纵使仆役也不例外。

茶花、禅花、文人插花：悟到天人写我意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南京，“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明清时期，介绍花卉的著作更加丰富，如明朝出版的《琼花谱》、《月季新谱》、《瓶史》等，清朝的《巩荷谱》和《花镜》等。明末清初之际，瓶花作为文人书房清供之一，蔚然成风。
传统文人插花，深深浸润着文人特有的生活旨趣与美学思想。“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书为我们提供了生动有趣的范例。其中以第五十回贾宝玉踏雪从栊翠庵折取的一枝红梅别具雅趣：“这枝梅花只有2尺来高，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播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兰蕙。”晚明公安派文人袁宏道于《瓶史》中报称折枝“天趣”难得，而曹雪芹笔下出生的这枝梅花则诗情画意，仪态万千，梅花的天趣、神韵都让他曲尽了。
插花，看似信笔拈来，实则言在此而意在彼，“一声也而两歌”，借花言情，借花喻人，笔闲而意不闲。如《红楼梦》第四十回写到探春的秋爽斋内，用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这样的陈设似与《瓶史》所称斋中花囊宜形制短小不符，又同插花不宜太繁的原则相违背。然而细读之下，始觉这斗大的花囊和满插的白菊正与探春阔朗宽大的书斋相匹配，亦契合探春豪爽奔放的才情。
同样是插菊，素性淡泊、不事奢华的宝钗与探春就趣味迥异了。同回书中，写到宝钗的蘅芜苑便是另一番情景：“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这种清丽幽雅的风格与文人插花不重排场，讲究神韵的精神无疑是更加贴近的。
小小的瓶中供花，在他们看来，不独为幽栖闲居时的赏心快事，也是关系着文人性情雅俗高下的智识学问。因而明代人张谦德在《瓶花谱》中发出“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得一”的感叹。
而宋代以后禅的盛行与插花艺术的兴盛不无关系。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发生在南朝宋末年，随着佛教的传入，南北朝之后汉族产生了香花供养的新风俗。北宋之后，禅宗“自性，体悟”兴盛一时，迎合了宋代文人外虑大宋江山，内虑贬谪之患的沉郁心情。士大夫对各种禅学形式的喜好，直接影响并更进一步产生了各种诗酒茶花的审美风格。
禅宗讲“悟道”成佛，但它“悟”的方式并不是烧香拜佛的特定形式规范，而是偏重于通过坐、卧、行以及对风景、花、鸟、云、山的直观感性生活方式来表达神秘的感受或领悟“瞬间的永恒”，自然成为悟道的媒介。宋代文人，尤其对于山水风景之美具有高而独特的鉴赏品位，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翠竹黄花皆佛性，白云流水是禅心”。

古人赏花的方式
曲赏： 赏花咏歌，为唐代所好。《花九锡》中“翻曲、新诗（咏）”就是一例，以新编的曲子与脱俗的诗词对花吟咏，使视觉与听觉尽情享受，相得益彰。

酒赏： 插花饮酒源自唐代，罗虬《花九锡》有“美醑—赏”之说。主张一面饮醇香美酒，一面赏花乃能尽兴。插花酒赏的风气，直到宋代尚十分流行，尤其应用于宴会之中。

香赏： 插花燃香源自五代韩熙载，他认为“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龙胆、荼蘼（蔷薇的一种）宜沉木、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詹匐宜檀”，是为“五宜”。其后盛行于宋元两代，宋代十分流行。

谭赏：就是谈论品花。古人品茶有所谓“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之说，品花亦如此。品花重在品论花木形态之美及插作结构与心得体会之趣，是理智的赏花，可提高创作与鉴赏水平。

琴赏：琴是古代文人四艺之首，用以怡情养性。对花抚琴要琴与花配。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中道：“弹琴对花，惟岩、江梅、茉莉、荼蘼、詹卜”。这些花色雅香，称得上品评标准。文人花可配以七弦、阮咸等乐器，宫廷花则管弦交响，于清韵中领略个中美意。

茗赏：插花品茗在宋代已流行。宋代将“插花、点茶、焚香、挂画”合称生活四艺。古书上常见插花品茗的画面，只是到了明代更加巧妙结合而已。明代袁宏道极力推崇，其《瓶史》中曰：“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茗赏被称为“醒者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