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2派”到“15派”：改变时代的企业家

 　　15派·变迁——

　　

　　以“92派”为代表，还包括之前的“84派”，之后的“98派”，以及如今的“15派”，一拨又一拨的创客，在梦想的指引下，挖掘自身以及时代命运的归宿。

　　

　　从俞敏洪到黄怒波：

　　“士大夫”下海拯救中国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这一年，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92派”特指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

　　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先在一家民营教育机构教课，后创办“新东方”;

　　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

　　1992年，原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外贸正处级岗位，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1996年，王梓木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创办“华泰”;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是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继承了这一阶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这是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里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或“被离开”体制。

　　没有哪一代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0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执迷、有人勘破……

　　这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还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

　　“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他们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把它们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

　　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黄怒波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10年，1995年创建了中坤投资集团，如今他还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协会员。不难想象，他像个诗人一样做着他的生意，“一切都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

　　这样的人在“92派”里也并非个案，“万通六君子”之一的王功权便是一个精通诗词歌赋之人，甚至斥资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近年，王功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私奔门”的男主角，若非一身与商人身份难以相契的浪漫风骨，想必不会如此轰动。

　　“84派”和“92派”的经典握手

　　“92派”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群体，在他们前面，有上世纪80年代即占据商业舞台的“工业英雄”，后面还有李彦宏、张朝阳这样的海归派“互联网英雄”。夹在中间的“92派”，一方面为体制转型未完成而困扰，一方面仍需探索东方文明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碰撞。“产业报国”的理想，总是在承受雨打风吹。

　　时光再往前些，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南下特区视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和创业者应运而生，如今仍活跃在商界的代表人物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他们被称为“84派”。

　　当然，1978年之后的五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均有优质的拥有企业家才能的“领导力”离开体制，开辟人生新疆土，但他们多是被动的失意者，他们的价值体系中还未有商业自觉意识。其他时间节点上，有些零星的商业自觉者，场面上却未成大观。

　　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1985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杂志社内就刊名问题产生了争论，“中国企业家”的刊名遭到有些人的反对，理由是当时只有厂长、经理，没有“企业家”，杂志应取名《中国厂长经理》。《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牛文文感慨说，那时，中国还是“一个士农工商身份等级非常森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只有官员，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配角”。

　　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将“84派”和“92派”做了历史的碰面。

　　2007年，一名曾蜚声中国企业界的犯人来到湖北洪山监狱。此人是一位小个子，名叫唐万新，原“德隆系”掌门人，多年前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

　　德隆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唐万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悍庄”，在最鼎盛时期的2003年，唐万新名列“资本控制50强”的首位，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共计逾200亿元人民币的市值。次年，德隆系崩塌，不久唐万新入狱。

　　此时，年长唐万新24岁的牟其中正在该监狱服刑。一个属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一批企业家，一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是资本市场枭雄人物之一。这两个人在狱中的相遇，无疑非常具有戏剧性。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机给牟打。高出唐万新整整一个头的牟其中，侧着脸，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唐万新羞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脸倏的一下红了。

　　后来，牟其中对狱友郑毅说，他不喜欢唐万新，他认为唐万新当年的做法是“劫贫济富”。

　　37年创业总结发言：你什么错都没有，只是太老了

　　“你的老板，是92派还是“15派”?”

　　——流行于网络的这句话，将既往的创业模式糅合在当下。“15派”的来临，是对既往所有“派系”的挑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李善友说：“今天这个时代和上一个时代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成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他看来，小米和雷军的出现，颠覆了我们以往的创业模式。“小米模式的一个核心要点是BOM成本价，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率先实现了降维化，即在毛利率为零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盈利，然后去攻击那些依靠毛利率生存的企业。”

　　“当我说毛利趋零的时候，我指的是基于事物的毛利率趋零，如果你的商业模式仅仅是来自于事物，那你的商业在今天就走不下去了，基于事物本身赚钱的商业模式即将消亡。”有一天，当小米手机完全变成免费平台，它对世界的颠覆将是根本性的。

　　一切都在发生着彻底的改变，在“15派”面前，“92派”们有点儿力不从心了。因为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商业现实。

　　我们看到：

　　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UBER没有一辆出租车。

　　全球最热门的媒体Facebook没有一个内容制作人。

　　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务商Airbnb没有任何房产。

　　全球市值最高的零售商阿里巴巴没有一件商品库存。

　　李善友说：“只有互联网才能救中国，只有创业者才能救中国，只有用‘互联网+创业’才能更快的改变中国。我们需要改变思维，从工商管理思维向互联网思维来转。”

　　马化腾感慨说，你什么错都没有，只是太老了。这个老不是年龄上的老，而是心灵上的老。

　　■延伸阅读

　　吴晓波：创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

　　在中国，草根起家的企业家们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成长的机会，对激情和狂飙的痴迷让中国在短短二十年内迅速崛起，而同样也纵容出一代不知节度的财富群体。“破釜沉舟”、“卧薪尝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隐含在这些成语中的血腥与决然构成了这代创业者共同的生命基因。

　　但是，创业真的就是一场这样的游戏吗?

　　李嘉诚创业于1950年，大半世纪以来，他的同辈人大半凋零，只有“和黄”事业绵延壮大，在被问及常青之道时，这位华人首富说：“我经常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但我懂不懂什么是有节制的热情?”

　　创业是一场总是可以被量化的智力游戏，不错。

　　创业是一场与自己的欲望进行搏斗的精神游戏，也不错。

　　但归根到底，创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曾经用十三个美德来描述“完美的人格”，而其中第一个便是“节制”。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食不过饱，饮不过量”。节制能使人头脑清醒、思想敏捷、提升效率。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节制是有限责任的同义词，是有序竞争和优质化生存的必需，是社会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均衡。

　　1984年，当时还在王安实验室工作、后来入主思科的钱伯斯向一位日本企业家求教竞争之道，日本人说：“我们目标中的市场占有率，不是80%，也不是90%，而是100%。”钱伯斯在很多年后说，这种极端排他性的、非我莫属的战略思想让日本崛起，也让日本停滞。

　　有一年去西班牙旅行，遇到一位叫卡尔沃的先生。他所在的埃尔切市曾火烧温州鞋，引发出一场国际反倾销风波，他受西班牙鞋业工会的委托，专门赴温州对当地的鞋厂进行一次实地调研。他问我：“你们的皮鞋，用的是跟我们一样的牛皮，一样的生产线，一样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卖得比我们便宜十倍呢?”

　　我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的资源是无穷尽的?我们的环境保护差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的工人就是比你们便宜?我们就是要用低价战略把你们赶尽杀绝?

　　我突然很想知道，那个站在钱伯斯面前趾高气扬的日本企业家如今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