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火车站：济南府的碑刻与回声

 

　　在巴黎圣母院的暗角墙壁上，雨果发现了一行手刻的希腊文：ANARKH(命运)，一座恢宏的建筑，一个充满了不甘情绪的词汇，这两者激发了雨果的创作想象，由此写出《巴黎圣母院》一书。

　　对一个城市而言，一座在历史中久立的地标性建筑，是历史进程中的第三者，它上演过某些关乎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也将市井黎民的命运与记忆蕴藉其中。每一代人的记忆都是一段私历史，老建筑的崩塌与拆除，既是大历史的碑刻切除，也是私历史的不可回声。

　　断壁残垣，斑驳古屋，在“土地经济”的大命题下，看起来没有价值，但人与城的对话借此发声，它让人们找到自己的时空坐标，它让人们与城市互相信任，不至于在荒烟蔓草的岁月里迷失自我。

 

　　火车站与商埠区：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

　　每一个老济南，谈起城市掌故时，念念不忘的除了泉群便是那座被拆除的老火车站。在这座充满了千篇一律工业建筑的内陆城市中，日耳曼风格的老火车站是为数不多的城市亮色。

　　老火车站又叫津浦路火车站，它与原胶济铁路济南站(现胶济铁路陈列馆)共同组成了一片德式建筑群。

　　“二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曾把济南老火车站列为“远东第一站”，这座带有日耳曼风格的圆顶火车站由当时年仅24岁的德国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始建于1908年，1912年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张润武在《济南老建筑》中评价说：“济南火车站不论是群体的组合，还是建筑个体的造型，乃至精美的细节部分，都不愧为20世纪初世界上优秀的交通建筑，是当时中国可与欧洲著名火车站相媲美的建筑作品。”

　　1992年7月1日，在巨大争议声中，这一建筑杰作被拆除。拆除的主要原因是当年济南火车站每天的客流量达5万人，并且以每年3000人的速度增长，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客流量济南老火车站无法承受，需要扩建。

　　另一个原因颇值得我们深思，1992年初，摄影师荆强与一些领导去北京接当时参加“两会”的代表。“回来时，我跟济南铁路局局长在同一个软卧包厢里，当时拆老火车站的消息已经出来了。我就问局长，为什么一定要拆老火车站?他说，车站太小不够用了，要建个更大的，还说那个车站是殖民地建筑，留着干什么用?这种思维太狭隘，我当时就无言以对了。”荆强叹了口气说。

　　“济南老火车站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建筑本身，它影响了济南城市的发展。”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建筑的灵魂最核心的因素是历史载体。济南老火车站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到民国的转变、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军管铁路，再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段历史，它是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

　　如果不是1904年的自我开埠，济南充其量只是一个三流城市，被沿海各大城市远远甩在身后。1927年，济南城关及商埠两地区的商户已达6700多家，成为清末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典范。倪锡英在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小册子《济南》中，说济南商埠“市面的繁荣，比起南京的下关，和杭州的新市场，要远胜数倍”。

　　清朝末年，济南自主开埠，西洋商人和中国人开始并处。李铭告诉记者：“从经一路、经二路一直到经十路，都是济南开埠后规划所留下的。火车站就在经一路上，当年下了火车到开埠区最多有20分钟的行程，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在经一路、经二路还有后来修建的电报局、银行。当时的穷人依靠铁路养活，慢慢在铁路以北形成独特的贫民区——官扎营，以及一些方便招工的工厂。”

　　或许，也正是那次拆除，才让人们真正意识到这些近代建筑群落独特的历史意义与建筑美学，老商埠区的近代建筑得以存留和修复，并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据了解，目前济南市区共有洪家楼天主教堂、万字会旧址、原胶济铁路济南站和原齐鲁大学近现代建筑群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传教士们的文教遗迹

　　1902年，天主教山东北境教区的荷兰籍主教申永福在得到清政府的庚子赔款以后，由奥地利修士庞会襄按照德国科隆大教堂的样式设计，由中国劳工兴建。教堂于1901年破土，1905年建成，1908年5月完成扩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洪家楼教堂的基本模样。

　　扩建后的洪家楼教堂成了天主教济南教区山东省总主教座堂，面积达1625平方米，可容纳千人同时作弥撒，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教堂，也是当时华北地区最高的建筑。

　　与洪楼教堂差不多同时诞生的还有近代济南的第一所博物馆——广智院，它同样也是由教会人士兴建的。

　　1904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将他在青州创办的博物馆——博古堂迁到济南并扩大规模，翌年在南关土围子(外城墙，今文化西路)内建成第一期工程，命名广智院，为“广其智识”之意，山东巡抚杨士骧率众官员参加开幕庆典。齐鲁大学成立后，广智院一度成为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之后，其归属几经易手，但展览陈列性质始终未变。

　　1922年，胡适来济南时，曾参观了广智院，除了在当天日记中详尽记述了广智院的历史和陈设外，他还写道：“此院在山东社会里已成了一个重要教育机关。每日来游的人，男男女女，有长衣的乡绅，有短衣或着半臂的贫民。本年此地赛会期内，来游的人每日超过七千之众。今天我们看门口入门机上所记的人数，自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今天七月七日共七十日，计来游的有七万九千八百零七人。”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有近八万人参观广智院，可见当年之盛况。

　　广智院还经常举办生理卫生展览、民众学校等活动。对女子和军人的启蒙尤为重视，特地在军队驻扎地济南大槐树庄军营附近设立一所“广智军界院”，展示各国兵器，介绍世界军队的状况等。

　　倪锡英在《济南》中特别指出，来到济南，一定要去两个地方：“一个便是城北的山东省立图书馆，一个便是城南的广智院。”而今，新省图早已迁走，位于大明湖南岸的老省图，建筑仍在，成为国学图书馆，继续向市民开放。广智院仍在，省博物馆则经历了更多的搬迁，至今仍是济南的文化符号。

　　当我们在谈老建筑时，我们在谈什么?

　　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所谓老街区，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岳阳的翰林街等等，都热衷于拆旧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区、老建筑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墙黛瓦、水泥雕花。

　　2013年年初，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就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旧城保护不力予以通报批评。这些城市的问题很相似，拆除旧街区，建起假古董。

　　也就是在这一年，济南老火车站复建的消息传出来，“济南后悔了”“一蠢再蠢”“吃力不讨好”……在济南火车站北场站项目公布不久，对“复建”老火车站的评论如潮水一样袭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保护专家告诉记者，在原材料基本灭失、原工艺难以保证的条件下重建的“济南老火车站”几乎没有任何文物价值，与其说复建，不如说是仿建。

　　这位专家说：“既然是仿建，那么谁都可以去仿，没有法律禁止仿建的，所以不必做太多评价。济南老火车站这一历史优秀建筑的仿建之所以被误读为复建，是因为它勾起了人们的惋惜与回忆。”

　　拆旧建新，营造假古董，这背后也容易让人们产生更多的联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说，有关部门是把重建老火车站当成进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幌子。这位教授说，项目立项后，有关方面可以在济南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拿到修建公寓楼和购物中心的大量土地，这才是真正目的。

　　张钦楠的《阅读城市》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栋栋建筑是“字”，一条条街道是“句”，街坊是章节，公园是“插图”。透过它们，我们阅读到“人”，活着的和逝去的人。是人缔造了城市也创造了城市文化。

　　丘吉尔说，“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在一样的建筑群中，人们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冷漠表情。无论梁思成如何叹老北平，于坚如何叹老昆明，旧城连同那些儿女情长一并被涤荡而去。

　　一个只有骨干没有细胞的城市，一个没有细节的城市，一个没有魅力的城市。

　　随着老建筑的铲除，原来的社区温情也被冷漠取代。城市人疏离化、原子化。于是“老人摔倒不去扶”，于是“小悦悦式悲剧”发生，于是陈水总们报复社会——一个“悲观厌世”的陈水总，所有人都不安全。

　　城市就是这样，保住城市文脉，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陪护好“社会”的细胞，城市不要疏离化、原子化，要有老礼，要有温情。许多悲剧或许就化为无形了。

　　■观点

　　凭什么说这是我的城?

　　文化标示和文化气质就是城市的面孔和表情，城市化转型中，城市名片必然面临着更新，然而属于每座城市独有精神气质、地理风貌、建筑风格的雷同，则彻底使城市沦为一张“呆脸”。中国大地上，目前正处于“安能分辨何处是故乡，何处是他乡”的整体复制。

　　□方言

　　这里一条“大裤衩”，那里一个“小蛮腰”：所有城市长着一张同样的“呆脸”

　　北京，正在建设中的人民日报新大楼披上一层酷似IPHONE5S的“土豪金”，金光灿灿，直插云霄;亚奥核心商圈，金泉时代建筑，面积16万平米，建筑总高122.8米，外立面采用全金色玻璃幕墙;大剧院的弧线是向外凸的;徽式建筑的屋顶的脊线就要是向内弧的;仿古必须青瓦红墙，大剧院总要银色金属质感……

　　英国报纸刊登一篇文章《中国是由上千个雷同的城市构成》，的确如此，无论远到漠河、内蒙、西藏还是沿海发达如上海、深圳，你总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见“姊妹篇”，看到相同的建筑。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无一不是大马路，广场上必有喷泉和一排罗马柱;一种仿照烟花的装饰灯，从江南到塞北，到处闪烁不停;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愈高愈威风大高楼;住宅楼都像是一个公司设计，全部叫做罗马花园或帝豪广场;差不多都有一条明清街，既没有历史记忆，也没有人文积淀，灰瓦顶子红柱子，再挂几盏大灯笼;没有河的挖条河，没有山的堆条岭……整个中国长成了一张呆板的脸。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论中国的建筑师：“他们尝试过苏联的方式，结果他们对那些按苏联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恶痛绝。现在他们试图采纳西方的方式，我担心他们最终同样会讨厌他们的建筑。”

　　最终的失败在贝聿铭看来，根本不是建筑的失败，而是文化的失败。就连国家大剧院或者央视大楼那样请来世界一流建筑师设计的作品，甚至也成为中国大地上不伦不类的存在。

　　“它们要么恢弘，要么金色，建筑成为权力与富贵的代名词。”在中国流传着十大“伪国际”建筑大师的名单，被称为房地产商和政治联姻的产物。

　　如果没有泉水，为何来济南?

　　在济南和在上海可以吃到同样的时尚连锁餐厅，可以逛同样的连锁商场，可以买到相同的时装大牌，商业文明让我们便利到区分不出济南和上海的区别。

　　但如果是一样标志风格的连锁快餐店、银行网点、五星级酒店;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一样港式、欧风、新加坡模式的中不中、洋不洋的建筑;一样的生活的方式和城市地理地标，我们为什么又要来济南而不是去上海?为什么说济南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城市，而不是深圳?

　　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作为一座有五千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济南从龙山文化起就是典型农耕文明，它不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长久的政治中心的环境在这里形成了一种谨守“周礼”的文脉。温润、大气，家家泉水、处处杨柳，休闲、谦和是济南的特质。

　　济南人在书、画、文物古董、京剧甚至斗蟋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爱好要远远强于很多城市，在这座“传统的、朴实的、深厚的、保守的、中庸的、谦逊的、官的”土地上，有自己的人情文化亦有自己的生活信条。

　　然而如今信条没有了，建筑变成别人的;泉水喝不到了，泉生活变成欲望都市，我们纷纷成为住在“邻居家里”的济南人。“城市文化危机”、“城市定位模糊”成为这代人，甚至代代人面临的挑战。

　　城市的价值观在哪儿?

　　西安旧城中原有的建筑以低层为主，市中心钟楼鼓楼城楼以及城外大小雁塔等均突出于城市轮廓线上，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点。而今市内层出不穷的中高层建筑破坏了传统的城市轮廓线，重要古建筑之间的“通视走廊”受阻。

　　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说：“城市的遗址，就是这个城市的胎记。如果说20年前我们的对手是保守僵化，那么现在的对手，则是一味地追求新潮。”

　　城市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央视的大裤衩真的会在北京地标史上留下美名么?不见得。而济南的那些“大裤衩们”呢?

　　一座城市不仅是一个城市实体，更是一个文化实体，城市不仅是人类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人类文明的中心：在文化上必须能够引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这才是一个城市真正应该起到的作用。

　　我们试着寻找济南所特有的价值观。

　　反观历史，这是一座有着27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肇始于龙山文化，几千年来，济南的文化谱系没有发生过断层，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历史的名人。即使到现在，我们提到济南，更多时候还是感念它的泉水、老城、名人。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它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历史并不代表倒退，恰恰相反，对历史的广泛挖掘，正是我们通向未来的一种途径。

　　我们透过历史的烟尘，去回望这座城市过去的气息。如何以今人之名定义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如何在保护旧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三者间找到和谐共处的方式，是每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现代都市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