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中国——最多的人口，最少的表情

　　我们谈论金钱、谈论社会、谈论变革、谈论技术、谈论未来，却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当我们谈论生活时，我们谈论焦虑、谈论烦恼、谈论不满、谈论他人，而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本身的本质。当流水线的教育模式扼杀了一个个体的创造力，当人生的本质，自己的命业，自我价值……完全成为传说，中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又何尝不是一种“流水线”?

　　从唐顿庄园的仪式感到富豪们的“断舍离”：从一件器物的价格去谈论一点人格和品格

　　对于生活的私人订制，不一定要跟昂贵富裕在一起，它是一种品质。

　　号称英国版《红楼梦》的英剧《唐顿庄园》，曾事无巨细地展示了格兰瑟姆伯爵一家的生活细节：那些宴饮社交的场合里，讲究的排场，细致的排座，讲话的方式，举手投足的礼仪，但又不仅限于如何“将背脊与椅背保持什么样的角度，如何将报纸熨烫得平整干净”——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乃是得到民众同意。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 这也许是中国富人所缺乏的。

　　如袁枚所说，“去酒席三道点心十六味，大小菜肴四十余款，回了家还要煮粥充饥，实在是耳目喧哗但是最后吃不饱。”而喝茶越来越变成一件“斗茶”的事情，不是在最昂贵的茶馆，不是喝到了那三棵树上的大红袍，不是喝到了明前最昂贵的龙井，简直不好意思说请人喝茶，喝茶聊天变成了一种新的风雅，但是喝茶的真意是这个吗?

　　富二代普遍比父辈更懂生活，更懂享受，但也可能是个败家子。富二代可能出一批美食家、艺术鉴赏家，但也可能就是个“那五”(邓友梅作品人物，八旗子弟代表)。

　　昂贵的器物，奢侈的排场，这个土豪标准不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流行的，它渊源流长。但东西一定要很昂贵吗?不花钱就过不上精致典雅的日子吗?

　　《浮生六记》里的沈三白，原来也是过穷奢极欲的日子的主儿，他跟芸娘两个后来家道中落。穷困潦倒，夫妻俩喝粗茶，云娘用纱布包上粗茶，太阳落山后，拣一朵将开未开的荷花，扒开莲瓣，茶叶放进，再用细线重新捆好。第二天早上露水将息，朝霞未起，茶叶包拿出;当晚再找一朵新荷放进去扎紧。如此三天。粗劣的叶子夫妻俩也能喝出清雅的荷香。

　　中国人固然缺少仪式感，但如果是把所有精致生活只看作外在仪式，不走心的话，这件事也就全浪费了。因此，“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执著”，这一被简称为“断舍离”的生活态度风靡。袁枚《随园食单》最精髓的部分也许在于“戒单”， 有所不为后面的有所为才是真正在定制自己的生活。

　　中国“士”的精神生生不息在滋养着我们如此庸俗而琐碎的生活。在越来越富裕的生活里，在越来越可以讨论价格的器物之中，还能够保持着对器物的尊敬和透过器物对人的尊敬，还能够超越价格去谈论一点人格和品格，是一种真正的高级定制。

　　杨绛那代人的定制：

　　人该以怎样的品相活下去?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不仅仅是在写生活，直接写的是生命。

　　她用温暖的笔触，波澜不惊把三个人的生命永远镌刻在一起。小到对父母、子女、爱人，大到对民族、家国、时代，一个有使命的人，真正在性命和生命层面上面的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杨绛把他们三人所有的稿费捐给清华大学，她在捐赠仪式上鞠了一躬，说谢谢清华大学成全了三个人的心愿。相比于今天的慈善敲锣打鼓把一块钱送到捐助人的手里为了换取一句感激，这个世界上再粗暴俗陋的力量，都没有办法折辱这么有尊严的生命。他们不喧嚣，他们是能够在历史里面留下来的中国人。

　　那一代人如何活着?具象地说，是活得“有规矩”;抽象地说，是活得“有样子”;简单地说，是活得有尊严;往大了说，是依然有着某种精神制约，服从于某种精神力量——高于柴米油盐的精神力量。

　　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里讲过她的父亲章伯钧请京剧大师马连良吃饭的故事：

　　刚过午休，几个穿着白衣白裤的人就进了章家厨房，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等水烧开，放碱，然后用碱水洗厨房，洗到案板发白，地砖见了本色。再过了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穿白色衣裤的人，肩挑手扛着整桌酒席用具，还有人扛着烤鸭用的大捆苹果木枝。

　　院子里，肥鸭流油飘香，厨师在白布上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炊具——连抹布都是自备的，雪白。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结果自家只用了水和火。

　　章诒和的评价很动人：“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活在个体的生动感受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是人该以怎样的品相活下去。“讲究”并不代表财富——用金钱穷凶极恶地堆积奢华的生活方式，未免失了分寸。现代人往往筋疲力竭地追逐眼花缭乱的富足，然后再花大价钱、大把时间去清贫简陋的环境中体验，并命名为“修行”，如同追逐吊在自己眼前香蕉的猴子。

　　一个盛产“均码教育”的大国：如何敢于特立独行，如何寻找并尊重异端?

　　近日，一份“上海青少年学生创造力发展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上海青少年总体创造力平均分为70.04分，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随着年级不断增加，创造力也在不断下降。

　　“毫无疑问，中国学生是我见过的最努力的学生，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最令人遗憾的学生”。面对和全球精英学子的较量，中国学生的优劣在哪里?常青藤名校导师、毕业于沃顿商学院MBA的查图维迪有自己的看法：美国高校在录取学生时，最终打动招生官的是学生的“软实力”，而这正是中国学生缺乏的。

　　流水线的教育模式扼杀了一个个体的创造力，中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又何尝不是一种“流水线”?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教育没有敬畏，缺乏中国人的伦理共识和人生认同;上海的季蒙先生是一个经典意义的学者和大学老师，他曾感慨博士生都不读原著，对社会和学校的浮躁无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形中，一个对自己和社会尚有善意真诚的年轻人，一个尚有人格的自我期许的年轻人，应该如何学会自我教育，应该如何敢于特立独行，应该如何寻找并尊重异端?

　　今天的社会仍跟传统文明的传承一样，“花果飘零”“薪火相传”。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一个学生在声称挣四千万再来见他的老师面前感受到文化、生命的丰富呢?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一个学生在一个官气十足的大学里感受到人格魅力、感受到知识的美好呢?我们怎么可能指望知识流水生产线上会出产利人利己的人才呢?

　　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最初被政治与权力破坏，继而被物质与消费侵蚀。《了不起的盖茨比》描绘了美国“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也映照了虚张声势的中国当下。从物质层面到精神气质，时代的底气是钱撑起来的。

　　假如生命的价值实现不过是物质、物质还是物质，那么这个时代还能留下什么?没有了宗教，没有了家族，没有了传承，没有了人文关怀，我们终将不知所终。

　　■观点

　　文明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成为主角

　　□杨梅

　　与其说我们需要定制，不如说我们需要表达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1466年，达·芬奇的父亲皮耶罗受一位农民的委托，要画一幅盾面画，皮耶罗想试试儿子的画艺，便将这任务交给了只有14岁的达·芬奇。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达·芬奇画成了一个骇人的妖怪美杜莎。

　　作品完成后，达·芬奇请父亲来到他的房间。他把窗遮去一半，将画架竖在光线恰好落在妖怪身上的地方。皮耶罗走进房间，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面目狰狞的妖怪，吓得大叫起来。达·芬奇则笑着对父亲说：“你把画拿去吧，这就是它该产生的效果。”

　　与达·芬奇同一时代的米开朗琪罗亦是“自我”突出。米开朗琪罗出生不久，父亲把他寄养到乡下一个石匠家。刚会走路，他就拿着一把小锤子到处敲敲打打，到了入学阶段，米开朗琪罗对教师的授课一无所知，除了敲打课桌便是涂涂抹抹画画。这种“雕虫小技”的爱好，使得贵族家庭的父亲大为头疼，却最终为了默许米开朗琪罗真心所爱的私人选择。

　　正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们由“自我”开始解放的人性之旅，使之关注人本身，人性本身，寻找真正、真实的自己，开创艺术新题材，赞美人与自然的美丽，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呼唤。二人亦成为其中代表人物。

　　当时的艺术家贾诺佐·马内蒂认为，人的伟大在于他有建设的能力，通过艺术家理智的完美实践，使人变成了“尘世间的上帝”。

　　当时的画家或雕塑家并不愿意在教会的严格规定下工作，总是随心所欲地在画中“漫游”。文艺复兴初期，可以从绘画上看到圣母有了孩子以后脸上的微笑。圣母把耶稣抱在怀里，孩子充满着喜悦和显得生气勃勃。

　　文化上的复兴，正是从这种圣母微笑着抱着圣婴画中迸发出来的。文艺复兴开始，文化的觉醒就首先表现在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那个时代出现了相当多的、具有特殊天赋和才能的典型人物，例如已为人熟知的达芬奇、拉斐尔、马基雅维里、伽利略和哥伦布等。

　　当时的诗是这么说的：“应当赞扬那样的‘人’：他懂得目光适度，说话有分寸，爱得有礼貌;同时应该寻找‘人’，他身上的一切温柔和爱护自己的禀赋，神一样自由的特质，才是宇宙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