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们的不婚白皮书
重建“亲密关系”的拓荒者——
英国心理学家艾米丽·汉克柯调查过很多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所处的婚姻类型不同,遇到的困境不同,追求的独立定义不同,自救或自我调整的方式也很不同。
每当在遇到问题或变化时,男性偏向于工具化解决,外遇、离婚、逃避、愤怒等等。一些女性则是“真正的拓荒者”,对一些更有独立感的女性而言,无论她们是否谈论婚姻,她们都是在探索重建“亲密关系”的道路,以此参与着对私人关系纽带的改进。
“反动派”徐静蕾:“只要精神不背叛,其他背叛爱谁谁”
才女导演徐静蕾指导,王朔编剧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将于情人节档上映,其中最大卖点还是——王朔操刀编剧。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徐静蕾与王朔的再次握手成为一种话题。
徐静蕾和王朔,早在坊间被嚼过若干年,但徐静蕾一口一个“没事甭提王朔”“王朔对我的人生没有影响”,坚决屏蔽此类话题。直到徐静蕾变身导演,王朔的影响也有了蛛丝马迹——如果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王朔仍然在欲抱琵琶半遮面的话,《梦想照进现实》则高调打出了“老徐电影,王朔语文”的宣传口号。
电影里填塞着王朔的聪明,而电影外则充斥着徐静蕾的精明。这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王朔和徐静蕾跨越了叽叽歪歪关系阶段,投入产出不计成本,爱上层楼不载婚姻。坊间传说,自打王朔为徐静蕾操刀编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男主角黄觉插足王朔和徐静蕾恋情,朔爷就想通了,“只要精神不背叛,其他背叛爱谁谁”,关系果断升华,双双抵达互为表达和平台的彼岸。
在女权盛行的当下,就是有这样一类女人,她们单身、多金、有经验、有风情、流连游走在同居但不通婚、相爱但不相守的“类婚姻”状态之中。
默克尔在东德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中心工作时,认识了自己的现任丈夫——同在研究中心工作的教授约阿希姆·绍尔。他们相识后曾长期同居达17年之久,因此也引起不少人的议论,对此默克尔表示:“我是个只喜欢同居的女人”。 ——这一点,麦当娜会认同她。
作为正统婚姻的“反动派”,爱情的非功利性在这些总偏好做人家绯闻女友的女人身上反而贯彻得最为彻底:她们不缺钱,不缺美貌和才华,终其一生执著的是人生的戏剧性,或者还有政治野心和功名欲念。
名女人们的“离婚文化”:
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
不管你选择什么婚姻体制,不管是公证注册、上帝见证,还是拜天地,都意味着承认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不然可以选择不结婚。
英国心理学家艾米丽·汉克柯调查过很多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所处的婚姻类型不同,遇到的困境不同,追求的独立定义不同,自救或自我调整的方式也很不同。
“工作、生活,我都有能力去选择,感觉特别有嚼头,一纸婚书不重要。”巩俐谈起自己的婚姻态度惊世骇俗。如美洲狮女郎一般的巩俐,懂得剔除鸡肋男人和世俗成见,曾高调的和小男友孙红雷互生情愫高调姐弟恋、与好莱坞大腕约翰·库萨克假戏真做双宿双栖,后又与相差13岁的法国小男友同浴爱火,于她而言,财富、名气、社交圈才是生活的脊柱,婚姻?好像不太重要。
的确,等到年华老去的那一天,一个聪明的女人,是否还需要飞蛾扑火的,用婚姻给艰辛的人世行旅加温?婚外的倪萍无疑比婚内的倪萍更成功,从《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大太阳》,一次次的与绯闻对象合作,她变成荧幕上淳朴的乡村教师、美丽的孤儿母亲,变成影后、主持人、演员、作家、画家……一次次华丽的职业转身之后,倪萍已经拥有了温暖自己的力量。
正如芭芭拉·怀特在《离婚文化》一书中分析:离婚是寻找一种更自由、更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人们接受离婚,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合法部分。
离婚后的刘晓庆则彻底开始了“走婚”的情感状态,情史就是一部“嫩草史”,继台湾小男友伍卫国之后,老公阿峰也小她17岁,时常又被记者抓拍到与小她20多岁的健身教练出双入对也不是新鲜事儿。
80年前,林语堂说过“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时至今日,对于把婚姻作为调味品的名女人而言,无论结婚抑或离婚更大程度上不是欲望形式的名称,而是一种新型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的可能。
从格洛丽亚到萨冈、波伏娃:她们是“真正的拓荒者”
对一些更有独立感的女性而言,婚姻问题已不是浪漫爱情的保有问题,当然也不是找一位伴侣的事情,无论她们是否谈论婚姻,她们都是在探索重建“亲密关系”的道路,以此参与着对私人关系纽带的改进。
纽约曼哈顿历史上最有名望的范德比尔特家族祖先并没有想到,几百年以后,自己的家族因为“才女”格洛丽亚而再次成为话题。
拥有丰富人生的格洛丽亚老太太在85岁高龄时并没有坐在摇椅上安享晚年,而是出版了一本新书,光看书名——《着魔:一个情色故事》,就能大致猜度出这本书的内容是多么的大胆和出位。不过纽约上流社会的人对她的“惊人之举”一点也不意外,格洛丽亚几十年来,一直是圈子里最具争议的“异类”。
她一生经历过4次婚姻,情人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包括当时名噪一时的好莱坞巨星马龙白兰度、法兰克仙纳特拉等。这样一个恣肆寻欢的名门艳女,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曾透露,年少时她曾一度梦想成为一名修女,直到她发现了“男孩”。
萨冈、波伏娃的成名从来不是因为自己认识的男人多,而是她们是比男性本身更耀眼的力量。时光转换,当年的总统情人只是变幻的政局里的一个名字,而萨冈的小说却一直躺在书架和电影屏幕上和她的荷尔蒙永存。萨科齐娶布吕尼永远不是因为身材好、爱裸体;香奈儿成功也从不是因为遇见过有钱人、和公爵谈过恋爱。
对此,艾米丽·汉克柯称之为“真正的拓荒者”:她们正在穿越没有航标、没有地图的区域,当她们遇到挑战和变化时,她们能标出自我身份如何转向的标记。
■观点
爱情审丑时代:
婚姻是“合法化的道德犯罪”?
□荆棘
被称为“男版琼瑶”的海岩认为现今是一个审丑而不是审美的时代。
中国下一代的爱情正呈现复杂的生态:《中国都市年轻人恋爱婚姻行为调查》结果显示,闪婚者闪离的比例高达65%。90后身上承担着“注重现实、盲目幼稚、冲动而缺乏责任感”等负面评价,他们当中有人是封闭的“宅男”、持续单身的“剩女”、宁做三奶不做穷人的“小三”,甚至有人成为恋物的“养娃族”——将情感寄托在假人娃娃身上,每天为娃娃悉心打扮,乐此不疲。
“追求物质基础,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这是一种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如果过于强调物质,忽略自己的精神层面,可能会带来婚后的空虚感。”李银河如是说。显然,爱情只讲钱是不行的,上海市妇联曾做调查,受访者认为AA制的婚姻有风险:“AA制让我没有安全感。”
史铁生曾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写道:“爱代表了对理想、精神、心灵情感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婚姻的盐巴,没有了爱情的婚姻,也就没有了味道。
虽然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恋爱婚姻观作为现代观念通过文学传播了100多年,婚姻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直模糊不清。法国曾有一本公民教育小册子,呼吁:“是爱情重归本色的时候了,爱情应该是夫妻结合的决定性因素和基本条件。只有爱情能够发现或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契合。”
同时,怀疑的声音也一直未断,在这种怀疑中,爱情不过是一种自愿的同居,或乔治·桑小说里的通奸。弗洛伊德理论对人的力比多的分析也加深了这种怀疑。在意大利,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墨索里尼逆潮流而行,一度重新让教会掌控婚姻制度,法国也在这时出现了反弹,但这时的社会状况大局已定,取消公证结婚已无可能,至多是可以自由选择公证注册还是宗教婚礼。无论选择哪种婚姻制度的,伦理依据却没再倒退,即对恋爱型婚姻的肯定。
如今,婚姻的传统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与传统婚姻目标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方既要被更加地推崇为独立自主的另一个人,同时又必须塑造,进而承认与之形成的统一体。在福柯看来,这是现代婚姻家庭的最大的悖论。
因此这造成了新的焦虑和要求,离婚率提高、不婚人群增加或许与之有关。如果爱情结束了,要么征服世俗陈规利益,拒绝和解,离婚;要么在“合法化的道德犯罪”中延续婚姻。这是1889年时爱情婚姻倡导者的决绝态度。
但是,因为与子女的关联以及共同生活痕迹的纠缠,这种颠覆性态度一直受到抑制,真爱永存白头到老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婚姻的过程曾被视为两人共同去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这时却又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孤独应对,合作、港湾、保护子女等策略替代所谓的爱情。
是的,每个中国人都身处于一出被快进的时代剧中,身处于一个30年来不断膨胀的“中国梦”中。艺术家艾敬说过一句“爱是生产力”,其话语背景正是中国人身边不断上演的情感危机—— “爱”是一个久违了的词,亦是一种首善的能量。它基本上不能挽救政治与经济,却能挽救生活,挽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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