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笑不出来——焦虑症的文明病史
■文化
焦虑伴随人类始终,从个人焦虑到文明焦虑,焦虑是一种生产力。它同时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文明的崩塌、文化的断裂,总是有一些人清醒地认识到断裂的疼痛。这些文明的病态表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焦虑症的文化投影:从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到蒋兆和的《流民图》
重忧而轻乐、先忧而后乐历来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自觉精神追求。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是中国的文化内核,“欢乐意识”则是西方的精神内涵。
此种忧患衍生了诸多生动的例子,杜甫是“大庇天下寒士”的愁脸,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苦脸,鲁迅是痛恨“麻木看客”的悲脸,蒋兆和的《流民图》里是一张张灾脸……这些根植于文化深处的忧患,实则是一种焦虑的起源。
还应该看到,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林和靖、苏轼、唐伯虎、徐渭、李渔、袁枚……这些洋溢着快乐之道的脸上,也有着深层的焦虑。比如嵇康,被奉为豁达的精神领袖,却也有着悲苦、忧伤、寂寞、焦虑的复杂心情,在《咏怀诗》中随处可见:“独坐空堂上,谁与可观者。”“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他又为冤死在司马氏淫威暴力之下的友人悲哀难己:“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
集士大夫精神于一身的苏东坡,也是一个焦虑症患者。柯云路说:“苏东坡等很多文人喜欢禅宗、喜欢隐士,如果没有精神痛苦是不会玩这个的。现代人也一样,只有痛苦了才会去求助于宗教,像陈晓旭。”
谁也不能否定苏轼的豪迈:“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可当他的希望在漫长的漂泊中风干,幻灭之后,苏轼用临终所作的六言小诗勾勒了他的人生框架:“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的焦虑,成为古典焦虑的一个缩影。
知识精英们的焦虑哲学:“忧患意识”是中国的文化内核
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是中国的文化内核,“欢乐意识”则是西方的精神内涵。
晚清以降,中国人始终处于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之中。外人很难理解这种焦虑——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如何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下存续,成为无数知识分子探求的主题。国人长期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一点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废除汉语”的激进主张中就可见一斑。
具体到文化层面,焦虑代表一种对衰退的警醒。
朱大可说:“中国文化的衰退,是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的,而那时我还没来得及出生。我们正置身于这种衰退的后果之中,而这是许多人出现“文化焦虑”的根本原因。”
在“麻辣导师”鲁迅眼中,中国人的典型性格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冷漠麻木、圆滑世故。在中国,笑是一种奢侈品。宠辱不惊、不苟言笑,是中国人长年修来的生存哲学。“君子不重则不威”,如果你天生就长了一副苦大仇深的石膏脸,再加上患有咽喉炎,不爱吭声,只要背手来几声厉咳,旁人便猜:这人,城府深,后台大。
陈丹青第一次去美国时,大吃一惊: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人是会笑的动物,中国人却好像不会笑也不怎么笑。柏杨说:中国人所以笑脸少,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哭的时候多,依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以致想笑都笑不出。
赵本山、陈佩斯们的“喜剧”生死场:笑是国家形象和国民精神
笼罩在时代的面孔之上,中国进入一个不会笑、不懂笑的时代。
陈佩斯曾感慨:“在中国做喜剧有另外一番痛苦。外国人的笑点特别低,轻轻一逗就笑了。中国人不一样,笑点特别高。中国社会复杂,说和做不是一回事,我们得猜。社会的起伏变化发展也快,人们经常有一种有了今天没明天的惶恐,这使得要让中国人笑,真不容易。”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本山一些喜剧小品被批评过于集中嘲笑农民的缺陷,选择性忽视或不敢嘲笑其他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缺陷。而在酒桌饭局上,真正走红的不少流行笑话却是些政治笑话。
“在中国做喜剧,往往要狠劲地加重口味,做个麻辣锅底大蒜料,才适合现代中国人的笑点。”文革中,人人一身“浩然正气”,个个满脸“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在多元文化娱乐诉求的诱惑下,搞笑、爆笑、哄笑、傻笑、嬉笑、硬笑、狂笑,相声、小品、段子、大话、恶搞、无厘头,中国进入了一个爆笑狂欢的时代。
因为太久没笑,中国人的面部肌肉已经僵化,笑相看上去不免让人觉得乖戾奇异,笑声听起来也不免让人觉得嘈杂刺耳,笑点琢磨起来不免让人觉得飘忽不定。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告诫:“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笑的历史表明,正襟危坐的权威统治之所以一直压抑笑声,就在于笑具有某种狂狷叛逆的性格。”而提供给大众的消遣性嬉笑,不过是一剂暂时有效的麻醉剂。老百姓是否真的乐呵,最终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境遇。
“再没有比懂得笑或幽默更困难的事了。”对一个国家来说,笑是国家形象和国民精神,不懂幽默、不会笑,是一种病,有病,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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