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消费奢侈但为什么不能生产奢侈

　　2015年1月31日，奢侈品专业研究和顾问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发布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奢侈品报告》，揭示目前中国消费者奢侈品消费外流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研究显示，2014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中国消费者2014年在本土消费额明显下降，为250亿美元，2014年中国消费者76%的奢 侈品消费发生在境外。

　　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为何诞生不了顶级奢侈品牌?我们为什么需要到境外买奢侈品?

　　自由的金字塔：

　　闲暇里的奢侈与文明

　　无论如何，你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已经富了起来。他们身上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奢侈品。

　　奢侈在中国是一个带有羡慕嫉妒恨情绪的贬义词，当下中国的奢侈范儿是什么样子?有钱的男人爱穿乔治·阿玛尼和爱马仕，爱送人路易威登;女人爱穿香奈儿，也爱送人香奈儿;他们都爱卡地亚珠宝，喜欢戴百达翡丽，用万宝龙签名，让自己的孩子穿博柏利童装;他们喜欢开劳斯莱斯幻影、玛莎拉蒂GranTurismo、奥迪A8L、奔驰CLS、奥迪Q7、保时捷卡宴、路虎揽胜、阿斯顿·马丁DB9、法拉利F12Berlinetta;带嫩模出海爱开圣汐、Heesen、公主、保利伯爵、法拉帝620游艇……

　　你看，所有你注意到的奢侈品都与欧美有关，为何中国人创造不了属于自己的奢侈品牌?为何蒂凡尼一听便代表着格调，而吉利帝豪便天然带有着城乡接合部气息?

　　从经济角度来说，三十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实际上满足的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了遍布全球的生活必需品，但它只提供生活，并不提供生活方式。

　　奢侈拒绝流水线，拒绝批量复制，因此，即便诸多奢侈品纷纷在华开店，但它们依然不承认自己的大牌是在中国生产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血汗工厂”里诞生不了有态度的奢侈品。

　　所谓的奢侈品其实就是时间和情感，是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积淀与重塑，是有闲阶级闲玩出来的艺术格调。没有轻松的财富观以及对生活精雕细琢的态度，便无法将一种物质需求转化为精神审美。

　　尊严和自由是创造文明的先决条件，瑞士钟表匠布克在1560年就做出这样的判断：宏伟的金字塔，其建造者，必然不会是奴隶，应该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

　　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非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由30万奴隶所建造。

　　对金字塔的建设者，他之所以能得出自由人的推论，就是基于他对钟表制作的那种认识。金字塔这么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很难想像，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人，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根刀片都插不进去。

　　尊严和自由让他们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劳动。通过与自我的对话，他们让一个繁重的工程变成了艺术品。

　　从“生活奢侈”到人的奢侈：

　　惟有人的尊严和追求创造价值

　　奢侈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情趣，有闲阶级是创造奢侈标准乃至文明尺度的人，J·P·摩根曾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

　　我们并不有闲，我们从贫瘠时代走来，我们更追求个人的“人生奢侈”，而在欧美国家，绝大多数人追求的是家庭的“生活奢侈”。所以在德国，即便是一个很普通的卡车司机，他们也可以很快乐很有尊严地去五星酒店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而在中国，你恐怕连门都进不去。

　　“人生奢侈”是一种充满斗争精神的财富观，那些在创富大潮中富裕起来的有钱人，他们的赖以生存的狼性哲学不允许他们有丝毫的闲暇，对奢侈和奢侈品的理解，他们就只能通过简单粗暴的“买买买”来实现。

　　精神不放松，我们就很难理解物质的美好与精致。精神不放松，中国真正的上流社会就不会形成。

　　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对于奢侈品曾这样说过，在西方，欧洲的王室贵族血统成员是“看得见的顶级阶层”，各个企业主是“高级阶层”。一般传统奢侈品牌，向来由王室贵族首先进行引导消费，“有产阶级”也会“以拥有奢侈品牌而虚荣”。

　　然而，中国的阶层划分是以钱和权来区别的，财富的获取过程充满了各种艰辛和血泪，有钱人并不觉得自己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多么心安理得，没钱的年轻人便用这样的斗争哲学来激励自己：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我们的财富观充满了斗争意味，拥挤的大都市里，到处都充塞着一种暴躁的金钱气息。

　　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样一句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钱”，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放到中国富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