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童“生死场”

　　女童之殇与民族之殇

　　近期，陈可辛执导，赵薇、黄渤、郝蕾等主演的一部亲子主题影片《亲爱的》，把一则“打拐寻子”的新闻故事演绎得震撼人心，把儿童安全问题的公众讨论拉回舆论焦点。

　　儿童从来是社会构架中最弱势的一环。2014年10月10日，国际计划(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第三届“国际女童日”暨关注女童和促进性别平等活动。会上指出，每年，全世界有1亿五千万女童遭受性暴力。

　　在这些被害女童中，农村留守女童成为整个社会最沉重的话题。近年，性侵留守女童案屡屡发生：2014年1月，媒体报道，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11岁留守女孩童小雨(化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被村中18名中老年人性侵;9月20日，陕西镇巴县公安局接到报案12岁留守女孩在家中遭到性侵;7月25日，湖北省黄石市中院对阳新县白沙镇某村小学代课教师马某性侵4名留守女童(最小仅8岁)案件作出一审宣判，另一起阳新代课教师性侵女童案又在同一审判庭开审……

　　留守女童遭性侵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一道伤痕。女童受到侵害背后展示着种种位置的缺席：母亲、法律、教育、监管、社会屏障。

　　每个受害女童背后都有一个流浪的母亲，工业化推动进程中，女人大都像男人一样出走四方，抛夫弃子来到城市。工业进程推动，物质欲望侵蚀，乡村文明崩塌，传统文化瓦解，我们的精神和内心上，再没有做母亲的文化和觉悟。孩子人在故乡，命运却在流浪;孩子母亲健在，却犹如孤儿。这其中有制度性流浪，有生活流浪，也有母亲文化的流浪。失怙于母亲的留守女童背后，更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自我放逐。

　　保卫女童就是保卫未来

　　我国在保护儿童方面至少存在三方面严重缺陷。

　　法律是第一道防线。嫖宿幼女罪争议不断，网友称之为“免死金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法律长期缺位，未成年人犯罪成本太低。此为法律之殇。

　　保护女童早已不是政府“一家包办”的事情。在加拿大和美国，不少社团和政府机构，对涉及与未成年人接触机会(例如学校、幼儿园、少年活动中心等)的岗位都提出了防性侵的要求。在就职前，求职者通常要到警局完成个人“犯罪记录” 调查报告程序，才可以正式聘请。此为社会屏障保护不足。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显示，11.2%的网友认为，监护人需提高保护防范意识。调查显示，大多留守儿童家长，近一半不知何为“性侵”。此为教育之责，监管之失。

　　留守女童之弱，揪动着人心;但留守女童的未来，却牵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如果问社会学家，应该怎样终结全球贫困?他们一定会告诉你：给女孩子提供福利和教育，在10至 14岁这个稍纵即逝的时间段里“抓住”她们，就可以看到显著的变化：人均收入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经济增长加快，艾滋病感染率下降……童工和童婚会变得不那么常见，受过教育的母亲也会懂得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她们还会更擅长精打细算。

　　去年，世界银行估计，如果肯尼亚的文盲女孩都得到教育，这部分人能为该国的GDP贡献27亿美元。

　　无论新兴国家是否理解，女孩子是它们最具潜力的未开发资源之一。正如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经说过，教育她们，“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回报最高的单一投资。”

　　犹如一个水桶，最短的一根木头决定了它的蓄水量;留守女童的命运忧虑，意味着对一个国家最核心问题的忧虑;对留守女童的保护决定着的是一个民族未来命运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