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文化与欲望革命

 

　　实际上，烟酒糖茶这些东西，无论从其滥用的危害到使人上瘾的特性，骨子里，它们和毒品一样都是一种精神抚慰剂，只不过，程度有所区别。

　　追究精神刺激快乐的这种普遍性促使着人类不断更新自己的“瘾品”种类，从可卡因、海洛因到如今的电子游戏、网络、手机都是一种“瘾品”的替代，并且与国家利益和商业贸易紧密相连……是否成为社会组织和社群权威的障碍，是定义“瘾品”善恶的一个重要标准。

　　哥伦布们的另一个“新大陆”：从宗教药用到商业帝国

　　现代精神药理学的研究发现，人类从毒品中追求陶醉状态一直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使用致幻植物(或麻醉品)的考古证据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学家埃莉卡·布戈金农调查了世界上488个不同类型的社会，90%的样本都有制度化的使用麻醉品进行精神转换的现象。

　　在北美洲和中美洲，类似古柯的致幻性植物包括烟草都在宗教仪式场合使用。西亚、中亚和印度一直以大麻和含有阿托品的茄科曼陀罗属的植物，如曼陀罗、曼德拉草、天仙子和颠茄等致幻性植物，作为宗教场合使用的神圣物。中国有点特别，栽培大麻倒是最早的，可是除了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过大麻籽外，基本没有大麻或者其他致幻性植物在仪式中使用的记载。相比之下，伊斯兰文化却认可大麻和鸦片，如苏菲派用大麻引发神秘体验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些事例表明各种致幻性植物在古代社会的首要用途是宗教性的。

　　美国人迈克尔·波伦曾讨论过大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发展的不同路线，认为中国大麻以纤维见长，而印度大麻饱含四氢大麻酚，其纤维则毫无用处，这是人类两种不同欲望选择的结果。

　　在古代社会中，所有致幻性强烈的硬性瘾品因其有宗教的功能具有神圣的性质，因此使用它们受到各种限制，不是任何人都能服用，而三大宗的烟、酒、茶这些软性瘾品致幻作用弱，差不多没有服用禁忌，能够进行区域性的传播。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实际上已经闯进一个麻醉品的乐园。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致幻性植物中，欧洲人最后选中了烟草、古柯和亚洲的茶。

　　瘾品全球化的过程是人类追求精神刺激造成的，这一过程中反映出的制度设计和理性安排，并不能掩盖其非理性的因素在近代世界形成中的作用。从一万年到五百年，致幻性植物的化学性质没有什么改变，改变的是人类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就是说，从十五世纪开始，神圣让位于商业。致幻性植物或者提神植物中的商业的因素最终使伴随人类有一万年之久的神圣致幻物成了大众的瘾品。

　　瘾品的管制与弛禁：

　　全球化贸易与帝国扩张

　　瘾品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十五世纪以来，瘾品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在消解其神圣性的同时，开启了商业与政治的权力博弈。十七世纪是精神革命的形成期，此前还有官员反对抽烟和瘾品泛滥。瘾品一旦形成市场后，就是非常好的政府税源，反对的声音就逐渐稀少。到十七世纪末，所有禁止瘾品的政策都被课税取代。

　　以英国为例，到1885年，其税收的近一半来自烟、酒、茶。北美独立战争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财政支持方面，瘾品税收占有绝对的地位。瘾品税收也日益成为欧洲殖民帝国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国库根本。

　　政府很容易对瘾品税收产生依赖，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病。十九世纪前，所有的统治者(除少数外)关注的是如何从瘾品中获利，而不是禁止。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政治精英越来越赞成把瘾品的非医疗使用视为犯罪。

　　瘾品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环境危害在今天已是常识问题，它已经使烟类“终于逐步沦为差劲人物与之为伍的东西。”

　　人类文明的进程主要有两个轮子在推动，科学理性或者说“善”是其一，非理性的欲望或者说“恶”是其二，但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文化，特别是宗教对“恶”都予以否定。

　　在思想家中，也多把善、恶对立起来，像黑格尔那样为恶辩护，声称人类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杠杆的人并不多。不过，在今天的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追求精神刺激性植物的偏好，人类更是如此。人们希望改变正常的精神状态原来就是生物本能，只是在文明的进化中，肉体和精神的分离越来越大，个人追究精神刺激快乐的这种普遍性一定会成为社会组织和社群权威的障碍，对宗教领袖和统治者而言它一定是“恶”。

　　因此，人类早先肆意追求精神刺激的生物本能会在文明的进化中演变为一种伊甸园情结，成为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

　　实际上，传统社会对瘾品之“恶”的认识远不如今天为甚，瘾品虽然被限制使用，但瘾品的宗教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换言之，从瘾品对文明进程的实际影响来看，善、恶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分明。

　　我们时代的“上瘾革命”

　　除了对瘾品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上瘾症在各类族群之中爆发了。

　　有人得了网瘾，几天几夜不下线，甚至死在电脑前。有人得了手机瘾，每时每刻都在低着头刷着屏，还有人减肥上瘾，美容上瘾……这些上瘾行为与瘾品带给精神层面的致幻似乎有着相同的效果：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在向你打开。

　　所谓的XX控实际上也是一种上瘾行为，这是一个族群划分的标志。在当下中国，人们努力地成为某个带标签的人，努力地按照某种生活方式去生活，他们渴望自己成为某个圈子里的人，身份焦虑取代了物质焦虑。所以你会看到她们在自豪地告诉你：我是个星座控，是个美食控，是个摄影控……

　　阶层化的社会、消费主义的盛行让人们对物质的依赖有了名正言顺的动因，精神的致幻其实已经变成了身份的致幻。如果没有那种因共同上瘾而造就的社交圈、身份标签，你很难正常地生活下去。你知道，如果抛去了星座、购物、美容和减肥，中国女性的社交时间就几乎可以用分钟来计算。

　　当然，上瘾并没有什么罪过，尤其对于前30年“只有生活，没有消费”的中国，瘾经济的到来，正在揭幕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瘾经济的本质是文化，对于没有多少以往的文化可以借鉴的中国人，他的瘾经济注定是有独特性的。在短短几十年之内，从极其窘迫的消费处境中挣逃出来，初涉到一个物质较为丰富的现代商业社会，是没有多少消费经历的。而瘾本身是一门学问，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影响力，对于大量崛起的中产阶层和新富阶层，他们必须在成长中学习各种瘾，形成新的瘾理念。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产’、‘都市白领生活’应该怎样生活?”等指导读物不断畅销，甚至出现有人专门熟记酒牌与口味、服装、化妆品品牌以显示自己不凡的极端案例。在外来瘾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本土瘾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去传统化过程。中产阶层以饱满的热情，义无反顾地奔赴瘾经济的大潮，颇有甘之如饴的兴味。从模仿型消费逐步转向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与个性，真正意义的中国的主流瘾经济正在孕育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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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瘾品变迁史

　　屈原：“香草”里的精神致幻

　　屈原作为“国巫”是一个“香草”上瘾者。《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是用香草(白芷、秋兰)作为妆饰的材料;“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是用香草(椒、桂、蕙、芷)隐喻贤臣……

　　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文学典范，殊途同归，在西方文明里，玫瑰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西方符号学中，玫瑰是心灵、宇宙之轮的中心，以及神圣、浪漫、情爱、完美无瑕的象征，圣母玛利亚就被称为“天堂中的玫瑰”。屈原的香草，《圣经》里的玫瑰，这都是一场精神致幻，背后象征着神国。

　　魏晋名士：丹药与名士狂诞

　　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就希望能从药物中提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通过服食地黄、天门冬、枸杞子、菊花、茯苓、柏子仁、松子仁等单味的植物药或钟乳石、硫黄、朱砂、云母、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等矿物药 “耐老”、“轻身延年”。

　　随着道家炼丹术的发展，人们开始服用复方矿物药。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的魏尚书何晏，平素“耽声好色”，由于服用一种由硫黄、白石英、紫石英、钟乳石、赤石脂炼制而成的“五石散”，而“体力转强”，轰动京城，“五石散”也“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魏晋南北朝时期，服石之风更是风靡一时。

　　一杯酒里的文学史

　　最初的酒带有神圣属性，其作为瘾品的历史要超过五千年，是蛮荒时代的巫师们用以通灵的介质，演变到后来，就有了一套非常复杂的仪式。《周礼·酒正》记载酒之五剂(泛剂、醴剂、盎剂、缇剂、沈剂)、四饮(清、医、浆、酏)、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就是指不同的仪式场合的用酒。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一部中国文学史，关于酒的篇章起码占了三分之一。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是中国文人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这种宛如致幻般的“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被“劫持”的文明

　　为什么咖啡，烟和酒叫货品，而鸦片、大麻、可卡因叫做毒品?实际上，烟酒糖茶这些东西，都具备被滥用的危害和使人上瘾的特性。为什么咖啡、烟、酒这些瘾品成为了世界流行的货品而不是其他?这其中涉及到精英政治，涉及到文明的规则，涉及到上瘾的程度，还有瘾品与贸易、瘾品与权力的关系。

　　□杨梅

　　“不靠谱”的文明：从美国的禁酒令到大麻合法化

　　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否真就那么善恶分明?

　　1920年1月17日凌晨0时，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正式生效。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但是禁酒令反而造成私酒泛滥，引起了非法酿造、出卖和走私酒类饮料的新的犯罪行为，而联邦及各州政府又需要以酒税补充其财政收入，1933年国会颁布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废止了禁酒令。

　　同样“大麻合法化”也是美国历史上近百年来不断抗争的一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博弈。如果回溯到美国成立前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大麻是一种传统药品。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就写在大麻纸上。

　　但之后殖民地当局开始对作为药品的大麻设限。出于医疗考虑，在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首个允许医用大麻的州，目前美国已经有23个州实现了医用大麻的合法化。

　　真正的争议焦点在于“娱乐用大麻”。支持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有部分自由派，当然更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目前，美国有大概128000人因为持有大麻而被关在州或联邦监狱中，关押他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另外，美国的大麻主要由墨西哥贩毒集团供应，在非法的情况下大麻价格畸高，客观上资助了这些犯罪团伙盈利。

　　华盛顿州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大麻合法化一项五年之内将会给本州带来约19亿美元的收入。而五百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数据则表明，大麻假如征收与酒精或烟草一样税率的话还会带来87亿美元的收入，这样里外的净收入将会超过160亿美元，对美国经济将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华盛顿州的选民在2012年11月分别以55.3%和54.9%的支持率通过了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公民投票。2014年1月3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批准的首批30多家合法大麻店于开业。

　　人人都是“瘾君子”

　　每天早上，到了办公室，我们会很自然地喝一杯咖啡。“烟民”每天会有几次时间站在办公室的大门外抽烟，在烟雾中放松一会儿。 大部分的民工尽管吃着简单的白菜、米饭，却总断不了一瓶简装的二锅头。

　　咖啡、茶、香烟、酒都是瘾品，虽不如鸦片、海洛因或大麻那样强制和专断，却也让养成习惯的人欲罢不能。

　　麦当劳、肯德基所向披靡，在全球扩张速度令人瞠目，究其最深层次原因，是它符合了人类的口腹之欲的软肋：“甜而多油的食物人人皆爱。有些肥胖的人使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变本加厉，他们用甜而油的食物来排遣无聊、挫折、愤怒、忧郁、不安、失望，正如容易染上使用瘾品习惯的人。”

　　历史学家Susan Speaker认为：资本主义和医药界获利并不只因为我们原本有嗜好高热量食品与精神刺激品的生理倾向，也因为人类各式各样的身、心、灵苦恼是无所不在的。

　　糖最早就被当成罪恶的禁品和瘾品，因为这种通俗事物到处长驱直入，是有其超越文化界线的生物性基础的，是会带来享乐的罪恶的。

　　包括当代人的性瘾、爱瘾、麻将瘾、棋牌瘾、网瘾、酒瘾……精神空虚和现实苦闷之下，暂时超越现实的瘾品不胜枚举。作家杜拉斯就是一个酒瘾和性瘾的患者，在享乐面前人人都是“瘾君子”都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历数历史上的名人，无不是各种“瘾”的患者——书瘾、戏瘾、收藏瘾、事业瘾、战争瘾……

　　所谓“坏习惯”：规则可能是对自由的暴政，文明亦可能是人类的一件囚衣

　　杜拉斯这么解释：“快乐对人类的生存是一种必需品，许多时候人们甚至会为了快乐而舍弃和削减另外一些生存必需品。”

　　区别在于，追求快乐的方式，以事业为乐者会在这种阈值递增效应下不断追逐更多的成功，以艺术为乐者会因此努力创造出更加伟大的作品，而化学瘾品沉迷者只能不断加大化学品摄入剂量。

　　尽管道德界人士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抨击瘾品贸易和瘾品奴役，真正推动大规模管制与禁止产生的有效动力，依然是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机械化生产和更加高效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于劳工的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沉迷于瘾品者根本无法胜任新的高层次劳动岗位，正是现代生产之下这种高素质劳动岗位的大规模诞生，成为了对抗瘾品奴役势力的制衡力量，才促成了管制瘾品的政治方案的逐渐诞生。

　　而在此之前，无论王公贵族和帝国总督们对瘾品采取何种道德看法，他们都无法舍弃这种强大的奴役魔力能够为统治者带来的现实利益。近代史以来，瘾品之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自由问题，而是与全球瘾品贸易帝国的扩张战争紧密相连。

　　毋庸置疑，瘾品确实是人类难以拒绝的东西，在人类悲苦的时期提供短暂的安慰，而当人类在填饱肚皮之后，又能填饱空虚的心灵。而瘾品的流通以及被禁、政策管制的约束以及不力，都与瘾品带给人的快乐以及其危害一般，一直都是矛盾共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