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甲午战争

　　面对日本，我们真的醒了吗?

　　愈演愈烈的钓鱼岛争端，让我们回到近120年前中日之间的一场“对赌国运”。

　　我们回到1894，回到威海卫，回到刘公岛，回到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判桌前，回到一个时代。

　　1895年北洋海军于刘公岛全军覆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标志着清末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东亚两大国“对赌国运”，检验的是双方几十年来励精图治的成果，历史书上的说法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甲午战争深远影响了远东战略格局，并且拉开了近代中日矛盾冲突的序幕。直至今日，在钓鱼岛、东海等问题上诉其根源，与此役也有干系。

　　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只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们当真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惟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

　　甲午战争被看作是中国民族的觉醒，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曾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向伊藤博文谈道：“余认为今回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一是欧洲的陆海军作战方式，被黄色人种成功应用得到了验证。第二是永眠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

　　100多年了，我们依旧在问，到底为什么失败?我们真的醒了吗?

　　而今，钓鱼岛争端已超越钓鱼岛本身的范畴。可是，我们依旧心怀惴惴，面前的那个岛国，虽然GDP已被我们超越，却依旧让我们心慌。

　　一个民族的百年挣扎，到底缺失了什么?

　　国民性大批判：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能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类似的模式。

　　一场战争，却让我们汲取了很多东西。一直到今天，似乎还在反思。一方面对日本满怀怨恨情绪，另一方面又在各个方面“崇拜”着这个近邻。

　　甲午战争，展现出的是中国国民性的全面崩溃。甲午战败后，梁启超系统总结了中国国民性。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说，中国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

　　然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甲午战争仅仅打开了这个民族的一个缺口，100多年的自我反省与修修补补，不过是一场虚胖的游戏。

　　历史学者张宏杰说：“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这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成功，或者说现代化的久而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