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能量

　　今年9月1日，我正在中国东海某个小岛的沉沉夜色里跟一帮地产策划人胡吃海喝。意兴阑珊之时，有一搭无一搭地划拉着手机里的朋友圈，看到了《齐鲁周刊》老同事由卫娟和许秀静正在频频发图：熟悉的张总编、幸福的大蛋糕、美丽的新生代……啊，周刊15周岁了。我想我是有点感动了。

　　15年前，我从济南市某机关辞职加入周刊创刊的队伍，紧接着以随行记者身份参加黄河漂流山东段的采访，并赶在9月1日创刊号上发了我在周刊的第一篇稿。稿子是李清宇老师编的，他说了一句当时让我热血沸腾的话：“稿子还挺筋道的。”这句带着浓浓济南口音的评语，给了我——当时还只会写领导讲话稿的媒体门外汉——在周刊呆下去的勇气。

　　在周刊呆下去真的很不容易。张总对选题和文风有着近乎变态的要求(现在看来正是她的这种执拗成就了周刊15年的坚守)。在我近4年的周刊生涯中，《百年省图》、《围剿我们的城市垃圾》、《16户居民的拆迁官司》、《一个持枪村霸的能量》、《狱中薛玉泉》印象深刻。

　　《一个持枪村霸的能量》，是我在青岛采访时接到一个淄博爆料人的电话，在判断有料之后，我在回济南的途中，顺路摸到淄川事发地。在进入事发的村庄采访之前，我尽量多地掌握情况，得知此村霸在持枪伤人后变本加厉逍遥法外，当地媒体已经采访并制作了电视新闻，却在播发前10分钟被领导通知拿下，以此可判断形势异常复杂，必须谨慎行事。在爆料人帮助下租借了一辆面包车，我趴在后排座椅下面(村口有村霸安排人把守不许记者进村)，一进村就迅速展开调查采访，在三个不同场景，采访了三组村民，录音加笔记，果断闪拍照片，迅速撤离现场，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事后证实，如果不及时撤离，我的安全就出问题了，因为已有人通风报信;如果没有详实笔录和拍照佐证，事后“村民”联名签字举报报道失实并围攻报社之事就无法收场。后来这篇报道引起有关领导关注并签发批示依法严惩了村霸。

　　《百年省图》、《围剿我们的城市垃圾》、《16户居民的拆迁官司》这三篇，如果不是怀着理想为着梦想而出发，眼皮底下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会成为我们笔下的新闻。有些新闻，我们不做，没有人来做，现在不做，可能就永远不做。

　　《狱中薛玉泉》这篇稿件，获得当年的山东新闻学会“山东省晚报类通讯作品一等奖”，我觉得它的亮点在于采写视角的平视，人性观照的平等。任何采访对象，不管是被侮辱被伤害的村妇、市民，还是掌握绝对话语权的领导、专家，或者这位因贪腐入狱的正厅级官员薛玉泉，我想说的是要有一颗同理心，要在掌握了充分的案头资料、理清了独特的对话思路之后，站对位置，不卑不亢，与采访对象共享哪怕仅仅一个钟的美好时光。

　　借15周年这个节点，以此作为感谢祭，献于周刊，献于那些走过的、依然坚守的和正在开创新时代的同事们。

　　(潘辉，香港深蓝国际管理咨询集团总经理，华南城集团品牌总监，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应用学系特约顾问与撰稿人。曾任本刊记者、新闻部主任。)

　　那些年，我们一起“嚣张”——

　　围剿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由卫娟

　　9月13日下午，我听了一场国家发改委王一鸣副秘书长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讲座。王一鸣说到文革，说30年后，大家都觉得当时的人是疯了，有没有人想一想，再过30年，我们的后人们会不会看我们也疯了——为了钱，命都不要了。

　　我忽然想起14年前，我参与制作的《围剿我们的城市垃圾》选题。那时我很年轻，骑着个二手坤车，认真地跑了几个周，济南环卫局、环卫局科研所以及济南周边的非法垃圾场和合法垃圾场都去过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南部山区一重重山障中赫然出现整个山谷的垃圾的震撼。更意外的是，垃圾山旁边是简单的猪圈，还有人靠着垃圾养着肥猪。猪们都很肥，哼哼着很幸福地吃着腐臭的泔水和垃圾，要不了多久，也会有人哼哼着很幸福地吃着它们的肉、啃着他们的骨、爆炒一下它们的肝。养猪户说他们从不吃这些猪。富含重金属离子和各种有毒物质的垃圾渗滤液常年不停息地渗入未经任何防渗处理的地下。南部山区是济南的上水源处，或许趵突泉、黑虎泉那些晨起打一桶泉水回家烹茶的市民，就尝到了自己丢弃的厨余的味道。整个南部山区当时有多个这样的“长期形成但未达到无害化处理的不规范垃圾场”。

　　最妙的旅程是济阳县孙耿镇的垃圾处理厂。车子距离厂区尚远，苍蝇和臭味已经来围剿，奋不顾身地撞玻璃。一群破衣烂衫、满身脏污的男女老幼却在这样的恶臭里冲着我们笑得极其灿烂。我诧异地回头，发现一辆满载的垃圾车呼啸而来。车没停稳，这帮人就踩着垃圾挥舞着各种工具去淘宝了。一段铁丝、一片纸张、一个玻璃瓶就被这些手发掘出来，丢进黑乎乎的编织袋里。

　　附近的小杜家村和张家庙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已经分门别类的垃圾包围，一堆是玻璃，一堆是铁丝，还有一堆居然是旧木料。远远看去，黑乎乎一片，稍一靠近，苍蝇打着箩嗡嗡地往头脸上撞。汉子小杜一脸脏污，说多亏了垃圾场建在这里，捡到的米饭馒头可以用来喂猪，他和妻子每天捡垃圾可以赚50-60元。这两个村沾了垃圾场的光没有孩子失学。小杜家村因此人均收入1400元，是邻村的两倍多。据说，当地的领导的确是颇费努力把这个项目争取到孙耿镇，也把它作为一项政绩。

　　在我们的报道见报后，济南市环卫局几个领导人手一份《齐鲁周刊》，凌安中、刘平善等负责人特意与记者座谈，承诺 “九曲”垃圾场在一个月内会成为过去。但关于垃圾围城的报道到今天依然络绎不绝。

　　当年，市中区环卫局副局长给我算过账，市中区一天产生的垃圾，他们的23辆车每天跑5趟才能运完，而他们的车一天最多能跑3趟。即使他们有足够的运能把所有的垃圾拉到真正的垃圾处理厂，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吞进处理这么多的垃圾。

　　济南市第三生活垃圾无害处理厂去年已经开建，而我们当时倡导的垃圾分类依然在路上。做记者，有时就这么无力。

　　(由卫娟，《齐鲁周刊》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