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三个人的还乡故事

　　返乡，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有人视为事业，有人为了寻求内心宁静，有人则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看上去是城里人主动而为，所谓“城市反哺乡村”;事实上，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寻找。

　　从写字楼到玉米地：

　　都市新农夫周玉堂的乡土实验

　　放弃IT白领生涯回乡创业的周玉堂著有《从写字楼到玉米地》，副标很长：十年IT，五年农场，史上最强白领的田园回归运动。他在城里的生活过得不错，但“一眼就把这辈子的日子看到了头”。最后他决定务农，租300亩地种玉米。

　　2007年，周玉堂所在的公司成功上市，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兑现了所持有的原始股份，并且重新签署了就业协议，变成给公司打工。然而这件事对他而言，意味着拿到了一笔10年IT职业的买断款。

　　虽然周玉堂一家在城市里的生活还算比较好，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买车买房，把儿子养大，慢慢还清贷款，然后准备退休养老。城市的生活精彩纷呈，但是也充满了陷阱，充满了压力。”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他的担忧越发沉重。“不如归去”的声音开始在周玉堂耳边回荡，他决定回到农村。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忧虑，对于惯居于城市多年的家庭来说，农村生活太不方便了。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周玉堂终于找到了一个完全之策——横跨两个世界。他把家安在桂林、柳州，然后在农村做实业。“并不是因为热爱农业，我才做农业，做农业是盘算千条路后的选择。实际上，经营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开始真正地热爱这个事业。”他后来坦承。

　　于是，2008年周玉堂在老家——柳州下面的农村租了300亩土地，开始了他的新农夫之路。虽然在IT领域干得很不错，但是初闯农业，一切对于周玉堂来讲完全陌生。他开始研究种植哪些作物，到种植环境、经营管理、投资机械建设……一系列的事情慢慢从头摸索。

　　周玉堂说，他是第一个在当地大规模种植玉米的人。经过潜心研究，精心护养，加上土地非常合适，他种植的美国“金狮王”品种玉米长势很生猛。下一步，他正谋划着更多的出路，甚至打算出口到收入更高的国家。

　　“归隐”山水间的城市中产：寻找乡村，也寻找自我

　　有钱有闲的中产阶层，正纷纷走在成为中国版彼得·梅尔的路上。有些人算半隐居，在乡下找块地盖好房子，一到度假就直奔乡下，燕子衔泥般整治自己的窝，打算退休后回来长住;有些人则彻底抛掉了城市里的一切，过起归隐生活。

　　彼得·梅尔分享在乡村隐居的经验：首先得学会和自己相处，能够娱乐自己，而不是靠城市里那些便利的娱乐设施。在乡间，他有太多的事要忙，根本没有时间无聊。所以，要是又想要田园的宁静又希望有高速Wi-Fi和iPad，那还是算了吧。

　　一样是“逃离北上广”，于然没有像他的那些中产阶级朋友一样移民海外， 吸引于然的，是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双廊的村子。就在于然决定迁到此地前，这个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靠海的闲置土地几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这些土地的，无一例外都是像于然一样的外地人。

　　在过去的十年间，于然顺风顺水，房地产做了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后转做金融，公司正筹备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在外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圈子。

　　然而，光鲜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于然和妻子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手机不敢关，应酬不能拒。两人忙到连交流的时间都没有。由于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经常绞在一起。裂痕终于在2009年出现，两人闹到不可开交。

　　“生活中出现了反推力，要么反抗，要么妥协。”在过去的日子，于然通常采取的是妥协，因为这样“省时间”，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妥协?

　　直到他看到了大理那片海。

　　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战胜了一切， 找地、签合同，一个星期内，于然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角色转换：从上海的一位高级白领变身为洱海边的一位新居民。

　　现在的于然也和双廊村民一样，不必穿着考究的服饰去上班，更不用在拥挤的地铁里用尽全力争取一个可以容纳双脚的位置。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觉，现在开始慢慢往回补。

　　如今，他打算复制美国夏山学校的模式创办一个私塾，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移民家庭解决教育问题。于然将学堂选址在苍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树林，取名“苍山学堂”。现在，学堂已经有5名学生，4个老师。他计划再招收6名10岁以上的学生，从明年开始，环球游学。

　　廖晓义的乡村改造运动：

　　在世界角落做观念传播者

　　她看起来和农妇别无二致，无人看得出这个一身布衣的中年女子曾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人士。

　　廖晓义曾经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崇拜者。在四川大学教哲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研究期间，她最大的兴趣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思考中国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欧美。直到有一天，她在一篇哲学研究论文中看到“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理念，“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人定胜天。什么时候我们对自然俯首低头，就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

　　廖晓义发现，欧美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中国老百姓艳羡和追随：开私家车，冬天享受夏天的温度，吃山珍野味，无节制的消费……“那时我就想，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回国，我要向中国五千年的智慧靠拢。”

　　廖晓义认为城市已积重难返，但太少人走进乡村，于是她回乡了。

　　2008年7月8日，廖晓义第一次来到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当她看到一户人家墙上的“祀祖先如在其上，佑后人焕乎维新”祖先牌位后，她知道，这就是她将要实践自己梦想的地方。

　　在到达大坪村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帮助村民筹办“大坪村生态协会”并成功注册为社团组织;邀请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团队对大坪山进行专项地质评估;发起“绿手绢行动”，为村中妇女提供绣女培训，打下生计项目的基础;和村民们在震后废墟中琢磨出可行的重建方案。

　　可想到钱，她真是没底，一个学者，能有什么钱去盖房子呢?好在她很快申请到了红十字基金会的项目资金，接着，她请来著名生态民居设计师、四川大学教授刘加平，为村民们设计样板屋。

　　废墟上，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民居拔地而起，村民们听她的建议：洗衣服不用洗衣粉;垃圾分类回收;种菜不用农药，放鸡鸭去田里吃虫子;村里不开矿，不建厂，用保护环境来发展农业、旅游产业、教育产业、养殖业和创意手工业，这就是“乐和生计”。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这16个被大坪村村民绣在手绢上和挂在村头的汉字，是大坪村失传已久、又被乐和家园重新拾起的乡约。

　　■相关链接

　　城市人与乡村的N种关系

　　记录

　　学者熊培云谈他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的动机：“回到我的本乡本土去记录一个村庄的命运，由此省思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波折。”学者梁鸿也数度回到河南老家进行田野调查，写下了《中国在梁庄》。类似还有画家谢宏军的《我的乡土我的国》。

　　疗养

　　米朵是个90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突然失明，医院检查报告却始终是“未见异常”。她的大舅舅米山人请她到位于北京北部山区的“普米森林”一起生活。大舅舅不是医生，但他说，只要活法对了，人就不会生病。

　　农家乐

　　农家乐据说最早出现在成都郊区的龙泉驿，时为1987年。对于那些向往田园生活，但又没有勇气真的搬回乡下住的人来说，农家乐再合适不过了。

　　公益

　　一是传媒人，著名的有邓飞的“免费午餐”、王克勤的“大爱清尘”、崔永元的乡村教师培训项目等。二是NGO和志愿者，像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在四川省彭州县通济镇大坪村和重庆市巫溪县的三个村进行“乐和家园”建设。

　　支教

　　台湾《中国时报》原资深记者张平宜在四川凉山一个叫大营盘的所谓“麻风村”支教12年，其艰难可想而知。她解释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一种“最朴素的母性”，“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我无法掉头离去”。

　　大学生村官

　　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值得提倡的——大学生村官也因此被称为“新知青”。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以来，截至目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已有29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