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山东汉奸考

 　　■深思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让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现象几成常态。

　　“七七事变”爆发后，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济南、泰安迅速沦陷，至徐州会战结束后，沦陷面积几乎覆盖全省。

　　汉奸势力由此猖獗，日伪政权、土匪汉奸如过江之鲫，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日伪政权在山东

　　山东是民国期间最早出现汉奸组织的省份。

　　早在1928年日军入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以马良为首的一批旧军阀、失意政客及市井无赖就甘心附逆，组织了维持会。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顺利开进济南。济南道院的何素朴、张星五等组织了一批地痞无赖列队欢迎日军进城。不久，日军南下，济南城里只留下了少数驻军，社会秩序混乱，日本特务请出了马良和朱桂山于1937年12月29日成立了维持会，马、朱分别任正副会长。

　　1938年3月，马良任山东省汉奸省长。据传，当时还未投敌的石友三曾派人来济南与马良联系，引起了日军的怀疑，再加上马良政权多由旧军阀、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组成，尽管无限忠诚于“皇军”，但凶狠有余而阴险不足，日本人决定撤掉这批走狗，组成所谓的“文人政权”。

　　1939年1月，马良被免去汉奸省长职务，调到北京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接替马良的是原本在文化界素有名望的伪财政厅长唐仰杜，唐仰杜的上任，适应了日本组建基层伪政权，进行奴化宣传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到1940年底，全省105个县已有103个建立了伪政权。

　　1945年4月26日，唐仰杜因“功”荣升，调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工务总署”督办。杨毓珣继任伪省长，他出身显贵，是袁世凯的女婿，北洋军阀核心人物杨士骧、杨士琦的侄子，轰动全国的“临城大劫案”中，他就在那辆列车上。杨氏伪政权是山东沦陷期间最后一任伪省政府，不久之后，日本投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进入济南，当时的山东省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将马良逮捕入狱。1947年，保外就医期间病死，同样病死在这一年的还有在狱中的杨毓珣(一说枪决)。唐仰杜死的更晚一些，1951年4月29日，他在济南被执行死刑。

　　抗战时，山东还有以下著名汉奸：兖州吴化文、宋介、王绍武，济宁常之英，单县朱桂山、朱经古父子，滕州张星五，东平郝书喧，莒县庄维屏，寿光张景月，蓬莱赵保原，莱州赵琪等。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兖州汉奸王绍武在抗战结束后投靠国民党，成为了吴化文的部下，1945年10月11日，吴化文将王绍武部缴械，征得薛岳、何思源同意后，将其枪决。

　　军阀的命运抉择

　　在“七七事变”之前，彼时的中国仍旧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军阀、土匪把持着地方势力，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抗战开始后，游移不定，随后左右逢源，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汉奸。

　　这其中，最值得书写的是出自西北军的吴化文和大土匪刘黑七。

　　吴化文的一生与背叛结缘，他17岁开始追随冯玉祥，受到重用，步步攀升。1930年，他倒向了蒋介石。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优待这支部队，士兵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谈不上武器装备的更新。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化文部队虽然也与日军周旋，但却非常吃力，再加上经不起日军施予的诱惑，到了1942年12月，吴化文致电国民党重庆军政部，请示能否投靠日寇，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不投八路军，能保存实力，怎样做都行。吴化文又于1943年1月18日投靠了汪精卫，并很快就任汪精卫政权的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协同日军打击八路军。吴化文投靠日本人后，成为山东日伪军的主力，总兵力达万余人，疯狂杀戮，制造“无人区”，这也为他以后遭唾骂埋下了伏笔。

　　抗战结束后，吴化文投入国民党，成了“抗日英雄”，后来，在冯玉祥的劝解下，他改投共产党。可是，在接下来的战争形势中，吴化文为了保存实力，又暗中与蒋介石联系，成为“两面派”。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48年9月19日，吴化文正式转投共产党，而历史也给了他一次机遇，在1948年的济南会战中，吴化文所率的两万人部队再度“倒戈”。他的部队在起义后被整编为华野第35军，在渡江战役中，率先攻下了南京的总统府。

　　解放后，吴化文转业浙江，任省政府委员、交通厅长，后升任政协副主席，带着四个老婆在西湖边过着逍遥日子，直至1962年得以善终。

　　沦陷区的“顺民”市井

　　“有奶就是娘”的军阀土匪可以叛变成性，那么在沦陷区生活长达八年的“顺民”们又该如何自处?

　　萨特曾这样为巴黎占领区下的“顺民”辩解：“占领往往比战争更可怕，因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表现自己是男子汉，而在占领这一暧昧的处境中，我们真的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

　　陈和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是不是汉奸。他一直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祖父已经去世很多年，他对祖父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很小的时候。但从周围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他是济南一个日本公司的职员，是当年从农村走出去的唯一大学生。

　　1942年，祖父被任命为这个公司的二号人物，负责公司的全部财务，薪水已经足够在济南买一个大的院子和养活10几口投奔他的亲戚。

　　他赢得了公司上上下下日本人的尊敬，据陈和当年的亲戚回忆，公司里的一般日本员工见到他一律鞠躬问好。陈和不知道祖父在日统区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否应该划到汉奸卖国贼行列。或许，他只是一个在日统区维持生计的普通人。

　　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数次面临外族入侵时，不少类似于陈和祖父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合作，更底层的人们却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献祭，比如秦淮八艳。

　　《燕子李三》中就曾有这么一幕，日军占领济南一妓院，意欲建立又一个新慰安所，但妓女们尽皆自杀，为的“不给小日本享受”。

　　这该是怎样悲壮的场景?

　　对当时已在济南扎根的民族企业家来说，这场战争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1937年5月，济南巨商苗杏村收购了军阀靳云鹏的鲁丰纱厂并更名为成大纱厂。仅仅两个月之后，抗战爆发，日军侵入济南，苗杏村花85万余元收购的纱厂，仅过了半年便落入日本人之手。他深感世事变幻无常，于1941年底，忧愤成疾去世。苗杏村辞世后，商界震动巨大，连当时的汪精卫、陈公博都送来花圈慰问。

　　苗杏村死后，苗兰亭撑起了“大苗”一派江山。他担任伪商会会长，协助日伪当局向济南工商界摊派勒索、征收税捐，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倡议开展“兴亚献机”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支应战争资财效力。

　　他后来说，为了保护家产，“我走上了附逆道路”。“可是仅凭我这个伪商会会长，是维护不了生命财产的。于是我拿汉奸警务厅长张亚东当靠山，把苗杏村的房子让给他做公馆。我还结识伪民政厅长晋子寿，做‘护身符’。即便这样，仍然挽救不了企业的命运。”

　　■观点

　　神剧怪论与一个民族的战争记忆

　　□江寒秋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与应战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

　　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降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一次又一次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一次又一次地让中国人思索如何挽救自己的命运。抗战的残酷洗礼，让中国这个被孙中山所感叹的“一盘散沙”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终成为民族的新生。

　　1937年8月，罗斯福的特使、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在淞沪战场上给罗斯福写信，这样描述了他对中国近十年的观察，“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曾经“洒向人间都是怨”的军阀混战被各地部队的抗日行动所取代。“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四川军阀刘湘便通电全国，要求各省军政首脑精诚团结，联合抗日。刘湘最终抱病誓师，出川抗战，并病逝于前线。川军、桂军、滇军、粤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和中央军，这些曾经混战不清、恩怨不断的军阀武装暂时放弃前嫌，尊从国民政府的抗日统一领导，从各地开赴抗日前线。曾经进行多年内战的国共双方抛弃政治前嫌，携手抗日。

　　民族精神得以在血与火中重新铸就，中华民族的概念在五千年历史中，第一次形成了至为强大的向心力。

　　国虽大，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如何认知那段历史，塑造正确的历史观，对今天远离战争的我们尤为重要。

　　这些年来，抗日神剧不断涌现，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天雷滚滚的剧情就这样将一场场牺牲变得啼笑皆非、光怪陆离。同样，一些为了宣扬国军抗战战绩从而走入另一个极端的声音也时有出现。

　　神剧和怪论都是在背叛历史，它们不仅缺乏直面历史现场的勇气，也缺乏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如今，七七事变已经过去了78年，当年在血火中战斗生存下的老兵也渐次离世，他们有的默默无名，来不及留下珍贵的记录。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被遗忘，长安父老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

　　无论是对抗战“娱乐化”的演绎，还是选择性的遗忘，以及对历史矫枉过正而出现的谣言，都映射出时下一群人对抗战史观的扭曲。这是对历史的背离，对牺牲的侮辱，对沧桑正道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