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与接收大城市的“济南模式”

　　济南是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也是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试金石，刘顺元、谷牧等人创造的“济南模式”，为后来顺利接管北京、天津、上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前期准备：从地下党到执政党

　　早在1945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济南市委就组织情报部、国军部及市内地下党组织，对济南开展全方位的调查。1948年，华东局在青州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市政府、市警备司令部联合筹备处，由曾山负责。为保密起见，联合筹备处对外称青州建设研究会，接管济南的准备工作由此正式开始。

　　接管济南前夕，接管干部学习了城市常识和有关文件、纪律等，阅读了华东局青州建设研究会编印的《济南概况》、《城工手册》等书刊。在济南战役进行之时，接管干部紧随部队之后，踩着枪炮声分东西两路迅速进入市区。攻城部队攻下一处，接管人员接管一处。

　　“顶着满头高粱花的人”的城市改造运动

　　济南战役之前，美国专家不相信“国军”有能力守住这座城市，他们相信共产党足以攻克这座古城，但不相信共产党有能力管好这座城市。

　　9月24日解放济南后，城内物价飞涨，3天之内，粮、煤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了3倍以上。军管会从济南周边及解放区大力组织粮煤运到济南，同时，在接收的敌人物资中拨出一批进行调剂，以稍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价格每日趋降，辅以报纸、电台配合宣传，十几天的时间内，物价便趋于平稳。

　　为做好战后城市清理工作，济南特别市市政府作出《清理市容的决定》，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警察带头参加义务劳动，打捞尸体，清理炮弹。并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清理掩埋尸体，既清理了卫生，也解决了3万多贫苦市民的生活问题，济南的市容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刚进城时，小偷成灾，闹得群众不得安宁，对我们的干扰极大。”参与接管济南的李新民在《从潍县到济南的城市接管回忆》中提到。为此，公安局组建了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专门组织——督察室，很快破获了一批刑事案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盗“燕子李三”的落网。

　　民国时有两个“燕子李三”，此李三是禹城人，叫李圣武，作恶多端，济南刚一解放，便盗了几家金店。“‘燕子李三’被抓，在群众中震动很大。”李新民说。

　　由于没有警察上岗，一些人不敢开门做生意等原因，小市场和摊贩数量激增，马路上人车乱行，半月内发生交通事故30余起，死伤多人。市公安局适当使用经过登记的旧警察恢复执勤，建立起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规定，小摊贩一律不许在马路上设摊，全部移到现有市场或政府指定的市场营业。

　　1949年2月，新建了人民商场，集中1000余户摊贩在此营业。直到今日，人民商场依然是济南的繁华之地之一。

　　在共产党干部进城时，济南一个著名资本家曾用“一些顶着满头高粱花的人们”来形容他们，而短短几个月时间，这群满身泥土味的人们已经让千年古城换了新颜。

　　“明星”官员们的城市第一课

　　“可以说，(当时)济南的干部配备完全是一个明星阵容。”济南市委党校张凯军说。

　　确实如此。军管会主任谭震林是老革命，时任中央委员、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负责军管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曾山(解放后曾任国家内务部部长等职)，时任中央委员、华东财办主任，有着丰富的组织和财经工作经验。

　　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刘顺元(离开济南后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华东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特别市市长郭子化，时任中共华东中央局委员、华东局秘书长。第二年担任市委书记的谷牧，后来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凯军说，“干部配备之高，充分显示了中央对济南工作的重视”。

　　1948年9月，刘顺元与曾山、谭震林共同负责接管济南，参与制订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措施，迅速安定了社会秩序，使以生产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济南接管工作的十条经验，为我军顺利接管其他大城市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1949年11月，谷牧被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因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他只好乘坐铁路手摇压道车赶来济南。

　　刚进城时，他看到长期战争和国民党的统治导致的社会经济萎缩、人民生活困苦，遂从老区调来粮食煤炭等生活急需品进行救济和以工代赈。

　　当时，还有物价上涨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谷牧遂行使政府职权，迅速布告全市，不准扰乱市场物价，特别告诫并严惩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行为;同时，将老区支援的物资抛售占领市场，很快将物价平抑下来，受到老百姓的拥赞。

　　但谷牧认为，这仅解决了群众生活急需，而根本的办法是恢复市场、发展生产。1952年，全市工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1.5倍。

　　1952年初，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路过济南，谷牧汇报交谈直至陪同到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