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闹市的名人们

　　他们成名于城市，却又被现代生活折磨的遍体鳞伤;他们回到乡野，重新发现自己被城市折磨后的“剩余价值”。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逃离与回归完成了一部现代隐者的启示录。

　　“种”在地里的艺者

　　代表人物：杨丽萍、杨二车娜姆

　　8月30日，杨丽萍《孔雀》吉安演出结束，至下一个演出点邯郸，间隔有四天的时间，杨丽萍立刻赶回云南的家中：享受在22℃的气温中、于太阳下和树荫底吃中饭的感觉……

　　杨丽萍11岁前生活在云南大理，跳舞本来也是白族人的生活方式。杨丽萍跟着父辈跳，而不是老师教，“你可以跟一朵白云学，可以观察一只小蚂蚁看它们怎么动，还有蜻蜓点水啊、孔雀开屏，多着呢!”

　　因为所有舞蹈都是自己有感而发，自行编排，就算后来进入了歌舞团，她仍拒绝接受正规训练。“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不训练，不领营养费就不会有压力了。我不在意别人的评价，就像你不能强求一棵树去说话，就算拿一把刀去砍，它也不会说话。”

　　自从杨丽萍主创的《云南映象》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原生态”这个词就开始泛滥。她告诉记者：“我们讲原生态，不是说把几个民间的原始舞蹈搬到舞台上就是生态。生态是一个人对生活、对生命、对自然的态度。”

　　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偏执”本质：“我本来就是一棵长在土地里的树，土地就是我的本质，我不会思考太多。”

　　杨丽萍的出走与回归与摩梭女子杨二车娜姆有着惊人的相似：因为高山的阻挡，摩梭人很少走出泸沽湖的怀抱，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似乎对外面的世界也并不感兴趣。

　　她想发现外面世界的精彩，于是她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然后到北京、美国、欧洲，当想家的时候她又回到泸沽湖，她像一片云，在这个对她来说很小的世界里飘来荡去。她从未离开过泸沽湖，只不过是与世界玩了一次“走婚”。

　　玩在山里的企业家

　　代表人物：王石、张朝阳

　　在很多人看来，登山是征服高山的过程，但登山名人王石和张朝阳却对此嗤之以鼻：人怎么能征服大自然?这太幼稚了。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一次次征服和挑战自己的过程。

　　第一次登山时，王石也担心自己一旦睡着了就醒不过来。这时候他开始考虑家庭、公司的事情，想人生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考虑的结果就是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地把过去不能直接面对的东西现在直接面对。回来之后，你会更加珍惜你原来所忽略的东西。”

　　登山对王石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甚至影响了他的商业气质：“谈判时我往那儿一坐就有优越感，我在山上一待就能待一个月，你能吗?无论从意志上还是体力上你都磨不过我。”

　　王石说，进山之后他会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现代文明给他的东西。“平常，我住在宾馆里，放在屋里的果盘，我一般动都不会动。进山后，一个普通的苹果也变得异常珍贵。从山上下来，我在宾馆睡觉前洗澡时，热水痛快地从花洒中流下来，想想自己在山上好几天不能洗澡，我会感叹现代文明真好。坐在马桶上，使用着漂亮而现代的洁具，我觉得太美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入都能挺过来，回到都市，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

　　张朝阳则更酷爱这种挑战生命的刺激。他发现，平时越张牙舞爪，体力越显得特别好的人，最后全都失败了。而那种越沉静的，不抱怨各种问题的人，最后却奇迹般登顶，“登山是一种对心态的选择”。“而且登山可以把一个人改变了。这种深刻的力量可以改变很多人内心当中的很多东西。”

　　关于乡野的商业再造

　　代表人物：张贤亮、陈佩斯、褚时健

　　因为挑战了城市里的潜规则，陈佩斯最终被央视封杀，其影视公司也随之倒闭。这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在1999年“五一”期间才得以破局。

　　那时，王燕玲拉着丈夫去郊外。在妻子的引导下，陈佩斯开着那辆又老又旧的桑塔纳到了北京延庆市井庄镇西三叉村。下车后，王燕玲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片荒山告诉陈佩斯：“一直没有告诉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多万元私房钱承包了一万亩荒山，承包期为50年。居安思危，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

　　就这样，陈佩斯在绝望中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妻子成了一对农民夫妻。转眼间几年过去，小树长高了一大截，荒山变绿野，他们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俩再也看不出是城里人了，粗糙的黑皮肤，那些长满尖刺的草木，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一把抓起来，昔日的明星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民。

　　与陈佩斯一样依靠“荒凉”起家的还有作家张贤亮。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摄制组频频到宁夏取景，时任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向他们推荐了拥有自然荒漠风光的镇北堡。从《一个和八个》到《红高粱》，那时的中国影片中常出现的粗犷西北地貌都是取自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