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洗钱录：情妇经济学

　　如果有人撰写《目睹三十年中国之怪现状》之类的书籍，“情妇经济”一定是其中重要的章节。贪官和情妇之间，牟利与变现的过程，对社会经济繁荣产生了很大影响，拉动了内需，也拉动了这个社会的诸多变态勾当。

　　情妇“交通站”：

　　外逃贪官的社交生活圈子

　　今年6月以来，广州、湖北公安、湖南醴陵有至少3名官员被公布“失去联系”。近十年“失踪”的部分出逃官员多与经济问题有关。目前为止失踪最高级别官员，是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高严。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算起来人均约1亿元人民币。

　　这500多亿美元是如何转到国外去的?情妇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今年2月，涉嫌受贿并携情妇潜逃越南的河北满城县前国土局长宋建中在越南被抓获。深圳贪官邓宝驹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挪用、侵吞公款2.3亿，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800天，总共花在她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

　　据分析，外逃贪官在加拿大比较集中，形成了贪官的社交生活圈子，这些人并不会像中国早期的留学生那样，去学习英文，然后试图融入当地的社会，工作、生活。他们带着在国内贪污得来的非法所得，很多是通过情妇的交际手腕，到海外享受这种非法的收获。

　　在贪官们贪污受贿的过程中，有时情妇起到中介的作用。一般来说，由于情妇与贪官的特殊关系，能够掌握和运作贪官周边经常在利益场上混的人，可以更好地为贪官谋取生财之道。因此，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是有些贪官惯用的敛财手段。在贪官们看来，自己和家人一起下手捞钱太明显，于是“二奶”、情妇这些“外人”就成了收受贿赂的最佳拍档，她们干起活来更易掩人耳目。

　　情妇经济与权利经济学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曾细致生动地描述了17世纪法国的“情妇经济”：娼妓成为奢侈的情人，交际花举办的沙龙连瑞典女王都参加，“情妇经济”不但创造出夸富宴等奢靡社会习气，更夺取贵族的领地，将其财富转而用作工业生产的资金，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出了一臂之力。人们在追溯资本主义的起源时，谁会想到其中一条小径竟通往名妓的长裙呢?

　　桑巴特笔下的“情妇经济”，与李薇们担纲女主角的有中国特色的“情妇经济”又迥异。前者的依托是工业化大生产，能够创造财富增值，得到全社会的“帕累托改进”;后者却不同，其依托是权力资本。

　　干的好不如睡得好，这已为众多情妇的光荣业绩所证实。作为交换，贪官们将自己掌握的、原本属于民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女人的腰包，无本万利，在没有监督的国度里畅行无阻。纳税人的钱，就这样成了高官对情妇的支付。所以，说到底，情妇经济的实质，是权力经济学。情妇，就是权力运行的润滑剂和经纪人。“情妇经济”，是中国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注释。

　　金燕是一位熟稔情妇经济学的女骗子。今年28岁的她，出生于吉林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靠冒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书记情妇，成功对数位官员实施诈骗，骗取了他们600多万元。

　　金燕钓的最大的一条鱼，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的副秘书长车钟日，一位急于再上一个台阶的实权人物。当他得知金燕是州委书记的“情妇”，其亲戚中有多位省委高官，可以帮他运作“买官”的情况时，几乎毫不犹豫，先后送给金燕180万元。委托其代为运作延吉市委书记的位置。

　　情妇经济以它极其隐秘的方式，完成了利用公权攫取公共资产的过程。

　　情妇的贡献：奢侈品市场“助推器”

　　贪官在情妇身上满足性欲，情妇则利用贪官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为自己大肆敛财，二者各取所需，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性利结合造就了情妇现象。“情妇经济”，又将性利共同体的腐败收益进行了扩大化，为贪官冲洗黑金打造了新的渠道。

　　出于种种原因，官员们无法公然将公款交予情妇，便想出变通之策，让情妇去经商赚钱，专吃专玩公款消费。因有官员撑腰掌舵，这些情妇们对自愿送上门挨宰的唐僧肉自然是毫不客气。

　　举个典型的例子：湖南邵阳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戴松林“以身作则”发展地方经济，前后包养了8个情妇，分别分布于邵阳和省城长沙等地，用实际行动带动了一些科长、局长们纷纷效仿。众多情妇又纷纷办起了她们熟悉的“事业”——茶楼、按摩店、卡拉OK厅。一时间被百姓称做的“情妇经济”蓬勃发展。

　　《华盛顿邮报》题为《二奶与中国繁荣的奢侈品市场》的文章中，在中国，二奶消费力占去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男人购买的奢侈品比女人多得多，通常是用来作为商业往来的“润滑剂”，另一个重要需求来源是男人买给二奶。奢侈品礼品文化主要盛行于男人之间，这种文化在商界可以增进信任，这也是中国奢侈品市场独特的促进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