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妇五千年，一部政治史

　　官员们的时髦奢侈品——

　　对女人的拥有从来就是男权社会中一个不成文的成功标志。千年情妇史，即是千年男权史。情妇之于男人，有一层感情解放的意义，情妇大行其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财富的增加;同时，纵观历史，从貂蝉到西施再到民国著名的高官二奶，“情妇”两情相悦不说，基本还是协助男人搞好政治的傀儡……

　　纳妾的等级学：娶小老婆和穿官服一样关系到社会地位

　　古代中国并没有“情妇”这个名称，统称为宠婢或姬(姬妾)。

　　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说是“妾通卖买”，与妻“等数相悬”，也就是妾是买来的物件，与妻子性质不同，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妾是男人的财富和身份标志之一。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处的匹夫，就和纳妾制度息息相关。

　　匹夫即等于布衣，娶老婆的数量不止和情爱生活有关，更和社会地位有关。从这里可以看到，纳妾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特权也有明显的等级之分的。西晋曾经发布过命令，王公一级的可以置妾八人，郡一级的公侯可以置妾六人，一品、二品官员置妾四人，三品、四品官员置妾三人，五品、六品两个人，七品、八品只能纳一个妾。唐《六典》规定了唐朝的制度，在唐朝亲王的妾的数目是十二个，郡王以及一品官十个，二品官八个，三品官六个，四品官四个，五品官三个等等。

　　与其说询问一个中国男人是否有情妇是冒犯他，还不如说是恭维他。纳妾往往成了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石崇王凯斗富的“过招”中妾室的数量都是“指标”之一。《晋书》里面记载一个叫陶侃的显贵，媵妾数十，家僮千人;唐玄宗时的李林甫也纳妾数十人，共二十五子、二十五女。而即使是在清朝鼎盛时期，也只有一小部分男性养得起小老婆。

　　另外，已婚男性若与没有正式结婚的女性同居或维持稳定的性关系，称为姘居，女方称为姘妇或姘头。而富裕家庭中与男主人发生性关系的婢女，称为通房丫头，亦是姬妾的一类。比如《红楼梦》中的鲍二家的和花袭人，即分别为贾琏的姘头和贾宝玉的通房。

　　西施们的情妇社会学：小老婆们的政治价值

　　对待妾室的态度也成为男权社会中权贵富人表达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途径——不在乎，不吝惜，是他们的“名士风度”之一。

　　小老婆们不但具有性功能，政治价值、性贿赂成为最大特色。燕国太子丹为了笼络门客荆轲，斩侍女手送荆轲。西施、赵姬、貂蝉、蔡文姬、杨玉环、李师师、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纵观中国历史上这十大情妇，她们大都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或作为礼物换取和平，或作为“卧底”刺探敌情。

　　西施和貂蝉更是身兼离间、复国等种种政治任务，情妇和主人的合作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变成为不成文的“潜规则”，性资源仅仅是她们交换财富和地位的资本之一。

　　情妇是男权的产物还在于处决权和归属权。而由于妾是购买得来，男人有完全的处分权。蒋防所著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之母就是霍王的宠婢，被霍王的正式妻妾赶出王府。唐朝，有个张藉，爱花如痴，看中了别人的一盆山茶花，竟然用自己的爱妾柳叶换来了一盆花。

　　文豪苏轼有一群姬妾，贬官以后一律赠予他人，其中两人还怀有身孕。苏轼身边还有妾叫春娘，苏轼一匹白马，就要用春娘换马，春娘羞愤难当，当场撞树而死。唐朝高官严挺之，宠爱妾室玄英，儿子严武十分气愤，半夜杀死了父亲的爱妾，严挺之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表彰儿子很有胆量，将来定有作为。

　　可以说纳妾是等级制度的派生物，也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在汉朝的时候，有一本著作叫做《盐铁论》，称纳妾造成的一个结果，“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意思是说，纳妾制度造成了许多女人枉费青春，也造成了许多许多的男人无妻可娶。

　　情妇的民国狂欢：情爱解放和高官助理?

　　民国时期的情妇，与传统的纳妾不同，情妇之于男人，有一层感情解放的意义，情妇大行其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财富的增加。两情相悦不说，基本还是协助男人搞好政治。

　　蒋介石干革命前，让陈洁如给他勇气，他说，“我将我的心置于你的裙边之下”，真是诗一般的语言。民国高官情妇大多如此把裙带关系带到了政治饭局上。

　　辛亥革命时期，蔡锷和小凤仙的红粉英雄故事就为这个乱世的爱情写上了权利的色彩。小凤仙，生于1900年，原名朱筱凤，偏房所生，后改名为张凤云、张洗非。原籍浙江钱塘。她曾帮助共和名将蔡锷将军逃离袁世凯的囚禁。

　　而蓝妮和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故事更将其推向传奇顶峰。蓝妮生于1912年，原名蓝巽宜，学名蓝业珍，她的父亲蓝世勋是江苏省税务局局长，经常在家里讲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

　　蓝妮长大后，以立法院院长孙科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南京。作为私人秘书，蓝妮将孙科的工作场所整理得井井有条，将孙科的日常饮食生活都细心设计，交际场合落落大方又给孙科增添了更多的欢笑。随后位极权高的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并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文学家张爱玲和伪汪政府官员胡兰成的恋情、上海影后胡蝶和特务头子杜月笙的故事、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浪漫婚恋过程……无不写满了“情妇情爱解放”的影子。至于著名的政治之花宋美龄、宋庆龄在嫁给蒋介石和孙中山之前，二人也都曾有妻室。宋庆龄也是从孙中山的助手，帮其打点工作开始产生情愫。她们的婚姻可以说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从两性关系上说，民国情妇和当下的“二奶”稍有差别，不止停在性爱交易层面。民国情妇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身背景优越，有工作能力和追随的男人有互相协助的关系，更兼之当时的男人多为封建包办婚姻和原配毫无感情基础，“情妇”在当时甚至有些爱情解放、两性自由的意味。

　　李银河：

　　情妇现象有关人性，有关制度

　　商品化的“女性书写”与男权寻租

　　许多人指责情妇现象是红颜祸水，是情妇导致了贪官的产生，我认为这很不公平，一个男人有了钱，但是钱不是最终的消费品，享受最终要传达到人们的感觉器官，而对女人的拥有从来就是男权社会中一个不成文的成功标志。

　　过去30年里，随着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放宽，在有一定地位的男性当中，情妇是一种常态，而不是特例。他们把这看做一项传统，就像皇帝拥有嫔妃一样。

　　同时，很多女孩仍然认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是找一个有权势的男人。在商品社会中，“性别的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又有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的可能。这种“性别书写”、权力寻租与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

　　应该说，这是一个人性层面的问题。孔子说：“食色，性也”。作为从事社会管理机能的制度，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深入到人们的感情领域，如果那样的话，政府机构将要大大的庞大而且还会事与愿违。

　　解决腐败靠的是体制，而不是情妇

　　桑巴特笔下17世纪法国的“情妇经济”，与李薇们担纲女主角的有中国特色的“情妇经济”迥异。前者的依托是工业化大生产，后者却不同，其依托是权力资本。

　　应当说，腐败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现象。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我们这种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时出现了“失范”现象，旧的规矩失效了，新的规矩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于是开始比赛谁更敢“犯规”，谁更敢伸手，结果就是腐败泛滥，贿赂公行。

　　因此，也有人说，眼下的中国人最盼望两件事情：一是当官的落马; 二是自己当官。

　　虽然有不少腐败干部的确是被情妇揭发出来的，只靠情妇来反腐显然没什么效率，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是互相维护利益共享的，情妇能反腐揭发的连1%都到不了，如何能够完成反腐的重任?再说，那5%没有情妇的贪官怎么办?

　　要想防止腐败，就要建立规矩。能否有效地遏制腐败与体制的完善与否有关。

　　在20世纪初的美国，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造成大量腐败，美国新闻界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为首发起的“扒粪”运动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的泛滥。如今，网络自媒体正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建立网上的反腐监督机制，可以使少数腐败分子无处遁逃。

　　其次，人大等监督机构应当在反腐败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建立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监督机制是反腐败事业最终的解决办法。总之，现代社会的反腐败斗争，要遵循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建立符合现代精神的机制，千万不可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思路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