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殇：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缺席

　　倘使有所选择，每个父亲母亲都希望陪伴子女健康成长，而不是面对生存的压力无奈地抛下孩子，但这样的选择已经被增长导向的现代化发展碾在脚下，农村家庭的幸福成为了社会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亲爱的爸爸：

　　今天一早起床，你又要出门了!你对我们说：“今天下午四点钟，我就要走了，你们在家要听奶奶的安排，下雨时，要记得把包谷种下去。”

　　我没有说什么，就默默的煮饭和做菜，吃完饭就去洗衣服，我没有心情去上学。我真是想哭，爸爸好不容易才到家，可是才这么一个晚上，又要走了。我在家又要读书又要带弟弟，又要干地里的活，可是我还要上学呢，多么希望爸爸可以留下来，可是我能有什么理由呢!

　　明天又是赶场的时间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跟奶奶商量说，我很需要去赶一趟场，因为家里早已经没有菜吃了——天那么旱，什么都种不出来。再说，米也早就没有了，每一顿饭都是吃包谷面，都不想吃了。可是我如果去赶场，又要耽误学习，也怕老师埋怨。

　　上次开家长会，我给爷爷讲了，可是爷爷又老又忙，他没有来。刚到学校的时候，我还害怕被老师骂，现在为了赶场买菜，我又要向他请假，心里真是矛盾，也不晓得到底顾哪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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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中国留守儿童日记》

　　一位打工母亲的亲子苦旅

　　6月2日下午，向东芝和丈夫提着大包小包在家门口等车，他们不停地回头张望，希望孩子们能来送送他们。但两个孩子对父母的再次出发没有表现半点不舍，他们正在家里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

　　向东芝夫妇家在山东东部某县城的一个普通村庄，不算富裕，也说不上贫穷。老年人在这里安守故土，中年人多已离开此地，去200公里外的青岛打工。

　　“孩子这么大了，自己没怎么管过孩子。” 向东芝以前也想过让丈夫一个人在外打工，自己回家照顾孩子，但是家庭条件实在不允许，一个人挣的钱根本不够日常花销。

　　“女儿还小的时候，我妈每天背着她去地里干活，后来有了儿子小康，也寄养在娘家，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前年，向东芝父母家的房子突然起火。由于冬天气候干燥，大火一下子吞噬了整栋房子，幸亏外公外婆及时惊醒，用棉被裹着睡梦中的小康跑了出来。当时小双在学校寄宿，幸运逃过此劫。

　　夫妻俩没办法，于是将孩子送到邻村开小卖部的哥哥家。按照当地习惯，两个孩子管陈宗阳的哥嫂叫大爸大妈。

　　向东芝说，常年和丈夫在外打工，儿女跟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有一次，儿子小康突然指着陈宗阳和向东芝冒出来这样一句话：“大妈，他们呆在我家怎么还不走?”

　　发传单、做假证的父母与新时代“学校孤儿”

　　这是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闷热、杂乱、拥挤。洋洋的妈妈李玲还没吃饭，她在等丈夫回来。“我们从菏泽老家来到济南已经4年了，比起那些把孩子留在家的，一家人能在一起，我就知足了。”

　　虽然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工作不稳定，租住的房屋环境差，孩子只能跟随家长流动的脚步流动，这也是做出这种决定家庭的无奈选择。其中的艰辛和难处，也只有他们知道。

　　“儿子上5年级，英语和语文学得不怎么样，老师常把我叫到学校，可我打工的企业就有不少学理科的大学生，还不是干着差不多的工作?”

　　一股知识无用论的思潮开始在务工父母中传播，不少外出务工者对孩子的学习毫不关心，在他们看来，学校不过是个帮他们照看孩子的地方，等到孩子大了，自然是要抓紧出来挣钱的。

　　挣钱不嫌早，王克(化名)一到寒暑假就把8岁的儿子接到城里来，帮他做一些散发传单的工作。“没成年，法律不便追究。”王克对这些规矩摸得很透，他在城里的工作是散发制假证件传单。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父母宿命

　　长期研究留守儿童的农业部农研中心副研究员吕绍清认为，“留守儿童问题表现在农村，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应该在城市。”改善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就业生活环境，特别是改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就学的政策环境，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策。

　　当然，这些措施仅是在抗衡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一位教育学者看来，“这是成本最低但也是效果最弱的改革”。

　　问题的症结又回到了城乡二元结构之上。已有学者多次呼吁，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政策调整力度，设法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受教育问题，通过修改诸如户籍、借读等方面的歧视政策，减免对民工子弟额外征收的费用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建门槛，最终使留守儿童能够随父母一起生活。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樊富珉则始终坚持“父母教育论”，“一个母(父)亲能胜过一百个教师。留守儿童的父母多数关心的是子女的物质生活和学习成绩，而忽略了他们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