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城——还原五三惨案始末

　　时隔85年，生活在和平以及日常庸碌生活中的我们如何看待当年的那一场浩劫?或许，唯有回顾彼时惨案的细节，才能映衬今日和平之可贵，才能理解战争的本质以及一个民族的救亡图存史。

　　这其中，我们还需要关注的就是五三惨案所处的1928年，这一年是近当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这一年的种种事件为此后20年内的中国态势埋下了伏笔，分析诸方势力在这一年的作为，或许我们能从中看到彼时的市井百姓、仁人志士在大时代下的痛苦与抉择。

　　山雨欲来：蒋介石的国与家

　　1928年的蒋介石志满意得。

　　在去年下野之后，蒋与宋氏的联姻取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其在1927年12月1日的那场婚礼，几乎开创了中国人婚姻史的一个里程碑。

　　烦心的家事自然也有，在苏联留学的17岁的蒋经国被贬到西伯利亚当列兵，并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

　　国事、家事纠缠一身，1928年，蒋介石复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此时的他名满天下，但地方势力错综复杂，名为中央的南京政府实际上只控制着苏、浙、徽、赣、闽五省地盘。他雄心勃勃，希望通过这一战完成统一。

　　1928年4月7日，二次北伐开始。北伐军节节胜利，27日，孙良诚部占领平阴，28日，陈调元部占领明水截断胶济路，29日，陈焯部攻占龙山镇，从南、东、西三面形成对济南的钳形攻势。

　　在此之前，4月19日，田中内阁以“护侨”为借口，出兵山东，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从日本出发，自青岛登陆，原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3个中队在21日进驻济南，对商埠区实施军事占领，至27日，第六师团所属部队5091人全部登陆，分三批开赴济南。

　　需要记住的是，第六师团多次侵略中国，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参与者。

　　5月1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方振武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张宗昌部被俘两万人，残部数万人经黄河铁桥北逃。自此，在济南已形成日军与国民革命军直接对峙的形势。

　　5月1日下午，停驻于泰安多时的蒋总司令协同他的班底抵达济南，并在珍珠泉侧的原督办府建立临时指挥部，外交部长黄郛随后抵达，并在商埠区津浦路济南局建立临时办公地点。

　　此时福田彦助已率部由青岛乘铁甲车一列、兵车两列西进到达明水车站。

　　蒋介石意欲迅速率军北上，不想与日方起冲突，在福田彦助尚未赶到济南之前，即通过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联络参谋佐佐木中佐向时在济南的最高将领“济南警备司令”斋藤少将提出“撤兵”请求。

　　日军并没有给这个总司令面子，而是不断挑衅滋事，步步进逼。5月2日上午，十几名张贴标语的国民革命军宣传员被日军逮捕，10时左右，营长阮济民、少校副官朱有礼被日军杀死，商埠小学教员黄咏兰反抗强奸，被日军将眼珠挖出，双手砍下。

　　11时30分，福田彦助率其先头部队抵达济南，设司令部于商埠区正金银行。随后，他以书面形式拒绝了蒋对日本撤兵的“请求”。为麻痹蒋介石，福田在答复中还说，本司令官率军来此，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侨民，绝无其他意思，日本方面愿意拆除工事，与北伐军达成和解。

　　“五三”一日

　　5月3日，这一天天气晴朗。

　　早8时左右，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武官酒井隆少佐来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拜会蒋介石。

　　关于此次拜会的情况，1929年5月3日，蒋介石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演讲时曾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我们中国革命军进到济南，据他们看，军纪风纪都很好，并且都很严肃，很守秩序，所以他们已派到济南来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他们的宪兵司令今日是特来向我辞行的。”

　　西田一行刚离开蒋介石总部十几分钟，福田彦助便发动了突袭。

　　蒋介石此时方如梦初醒——西田一行的所谓辞行，其实是看一看蒋介石本人是否在城内，然后以此来决定对策。

　　北伐军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奋起还击，制止住日寇的嚣张气焰。官福田彦助见事不好，急派佐佐木去会见蒋介石，并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便下令对日军停止还击。

　　正当中国派人与日本人交涉时，恰有两个日本兵被流弹打死。日本侵略军这下找到了挑衅借口，大举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日本侵略军更凶焰万丈，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哀声动地，中国军队7000余人被迫缴械。

　　此时，蒋介石仍下令不准抵抗，只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速去交涉，要求日军迅速撤退。蔡公时随即殉难。

　　当此一日，济南惨遭日军虐杀的中国军民达千人以上，被缴械的国民革命军中，有700多名被日军以土匪名义枪决，尸体被抛入黄河。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名将戴安澜此时也在北伐军中，他抗战期间回忆道：“五月三日为济南惨案十二周年纪念。余身历此役，故印象特深，至今不忘。现日寇已企图整个亡我国家，旧恨新仇，相逼而来，更坚杀敌报国之志!”

　　戴安澜没有战死在济南，1942年5月26日，他战死在了缅甸。

　　弱国的外交与日军“入城式”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在整个事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蒋介石一味忍耐，连连派出罗家伦、赵世暄、崔士杰、王正廷与日本谈判，都被日本轰了回来。于是，蒋介石又急电在东京的张群直接找日本当局谈判。

　　但日本方面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先把蒋介石势力控制在济南，签订城下之盟，阻止北伐军北上，从而日军控制华北大片领土。为此目的，日寇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来，相反还加紧进攻，企图消灭蒋介石的部分力量。

　　蒋介石见济南的事态不但平息不下来，相反有越来越紧急的势态，于是他整顿了北伐军，带着黄郛等人在混乱中溜出济南，在党家庄住下。

　　福田此时才知道蒋介石改道北上，继续北伐，并得悉已离开济南，咆哮道：“糟了，北伐军继续北上，以后的事更难办了!”福田彦助恼羞成怒，便于5月7日下午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

　　通牒内容蛮横无理，把北伐军当作战败国看待，把抗日将士作为投降的战俘，蒋介石不愿“小不忍而乱大谋”，除第二条外，准备全部接受。当下拟定六项答复，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去交涉。

　　福田彦助看了蒋介石的六项答复，并不满意，随即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

　　“济南惨案”发生后，由张作霖主政的北洋政府亦大受震动。当日军在济南与北伐军大打出手时，奉军并未乘势而上，而是选择了迅速撤出山东。

　　北洋军人中带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不能再打下去了，“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应该采取的办法是“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这一意见首先得到了在河北前线负责军事的杨宇霆、张学良的支持，不过他们提出，为免过度刺激日本人，最好不要公开提“对外”这两个字。

　　1928年5月9日，张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息兵”，同时命令前线奉军后撤，以便让南京政府能够腾出空来对付日本人。这一举动或许也是导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炸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时，济南军民在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辙的指挥下，与日寇奋战。留守济南的李延年、邓殷藩两团将士，与日寇激战三昼夜，直至接到蒋介石令他们撤退的密电后，才撤出济南。

　　这一天，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耳。”

　　张作霖死后6个多月，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民国政府终于从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好景不长，在之后蒋介石进行的“削藩”过程中，阎、冯、李发动中原大战，统一局面得而复失。

　　再回到五三惨案，5月11日上午9时，日军举行“宣扬国威”的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济南死伤军民1.1万有余。

　　具体的仪式我们不可得知，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中的入城仪式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解读。“战争的本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在另外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废墟上舞蹈。”陆川说。

　　惨案发生后，席卷整个华人圈的抗议运动此起彼伏，一个弱国用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方式完成了军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