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中国式

　　所有孩子都会向父母提出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最近，央视继“你幸福吗”街头调查之后，聊起性教育话题，以“妈妈我从哪里来”采访普通大众，引出各种神回复：“捡来的，床底下翻出来的，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从胳肢窝里掉出来的……”

　　“我从哪里来?”这几乎是所有孩子都会向父母提出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2008年12月，国家教育部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中，小学一二年级应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基本内容，包括“生命孕育、成长基本知识，知道‘我从哪里来’”。

　　去年8月，被媒体报道为“北京市首部性教材”的《成长的脚步》(以下简称《脚步》)是这样回答的：“爸爸阴囊里的睾丸可以产生精子，他们的样子像个小蝌蚪，活动能力特别强……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这个答案直白得惊世骇俗。一时间，舆论纷争渐起。

　　什么是中国的性教育?它是大学课堂里男生女生一起用香蕉示范的避孕套;是郑州私立幼儿园老板何峰用来演示生殖器的布娃娃……在一场场由性教育话题而引发的众声喧哗中，人们热衷于“围观”那些更大胆、更出位、更抓眼球的看点，而很少考虑性教育的导向问题。

　　回望历史，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性教育始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性教育”的中国之路

　　性教育面对的是人，是青春。这些，我们牺牲不起，也没有权利去牺牲。

　　事实上， 对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早已是“国际惯例”。英国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瑞典从1942年开始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内容是在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说：“学校是郑重讨论性的问题的地方，是使孩子明白卫生、节欲等问题的地方，也是使年纪比较大的孩子明白性病危险的地方。”

　　然而在相对保守的东方世界，性教育却发展得有些缓慢。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就曾提出：“要在女孩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1988年，国家卫生部、教委、计生委联合发文，要在全国五千所中学里搞试点，普及性教育。

　　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三条，赫然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这是性健康教育一词，第一次进入国家根本大法，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好一阵轰动。

　　转眼又十年，人们发现，少女早孕、性病蔓延、心理创伤、性犯罪……“性”问题丛生。

　　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却迟迟未建立。在此背景下，从“性”着手来消解伴生的社会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性教育，当前性教育需要走向社会化和终身化。

　　中国历史上缺乏的并不是性教育本身，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和成人再看到“性”这个字的时候，联想到的不再是罪恶和肮脏，而是爱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