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狂欢”背后的中国成长

　　屈指算来，财产申报开始列入立法规划议事日程至今已有18年时间。实际上，从条件不成熟论到与隐私权冲突论再到适时建议论，暗藏在官僚利益集团之中的种种借口，早已被公共舆论撕去“伪善的画皮”。

　　任何国家，财产申报对官员都不是什么好事情，立法不可能等到官员自觉接受、“达成共识”的那一刻。尤其在腐败高发的关键时期，期待出现那种所谓的“条件成熟”无疑是自欺欺人。在官员财产申报上，我们缺的不是立法条件和技术，恰是决心与魄力。

　　早在240多年前，瑞典公民就可随时查看各级官员的纳税清单。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想一想那时的社会状况，条件就成熟吗?迄今为止，世界上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在立法方式、申报对象、范围、程序、审查、监督、惩处问责等方面，积攒了大量丰富、可资借鉴的经验。

　　而在国内，从2009年新疆阿勒泰宣布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到广东选择几个县区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相关的地方探索也已有4年时间。经过如此漫长的酝酿与探索，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也应该到了“见分晓”的时候。

　　当前，社会对反腐的期望值不断攀升，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仅能满足公众期待、凝聚民心民意，更能化解执政风险、增强执政基础。在党的十八大期间，有不少代表提及官员财产申报，多位高级官员还公开表态，“如果中央决定，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这释放出良好的信号，同时也说明：只要高层对这项立法下定决心，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作者系著名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