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流浪儿

　　贵州五儿童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流浪儿童救助行动，并出台多项措施。除了严查责任，以及加强制度建设以外，事件还敲响了什么警钟?家长责任无法回避，社会关怀不可或缺，法律漏洞亟待弥补，也许这就是毕节男童事件的启示。

　　所有看似完美无缺的政策措施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其实只要把一个流浪的孩子放进去走一遭，一切早已明了。如何通过系统救济，将流浪儿童转化成正常公民，只有将所有貌似宏大的问题放到每一个流浪儿童的个体经历来看，或许才有效果。

　　在这里，流浪儿童能转化成正常公民吗?

　　救助站只是解决了问题的末端

　　11月27日，在拆迁大半的官扎营片区，济南市救助站屹立在一片风沙和废墟之中，显得有些突兀。

　　济南市救助站的另一个名字是“济南市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这里，还有四个孩子尚未回家。

　　13岁的张双双和12岁的黄云玲是这里唯一的欢笑，有着那个年纪特有的活泼。她们似乎已经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但不愿透露关于家庭的一切，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那个“家”。

　　据了解，张双双出生的第10天，就被父母送到了姑姑家抚养，直到自己6岁的时候，才被送回家。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双双又被送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家，这一住又是6年。

　　而老家在江西上饶的黄云玲有过同样的境遇，常年在济南打工父母很少回家，她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养成了偷东西、撒谎的恶习。今年暑假她被父母接到济南后经常跟父母吵架，偷钱后从家中溜走。

　　缺少双亲关爱的张双双开始叛逆，她曾单独去过济南、济宁、聊城，最远还去过北京;此前救助站工作人员曾将张双双送回老家汶上县郭楼镇大张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快到家时，张双双根本没有下车，执意要返回济南市救助站;而黄云玲也不愿回家，几经辗转，回到了济南市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从他们的流浪理由来看，大部分都与家庭不和谐、父母疏于管教或离异有关，另有一些则因为出门见网友、性格叛逆而开始流浪。”济南救助站站长王子福说。

　　据了解，济南救助站今年已累计救助282人次流浪儿童。每月16日，济南市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都会有一次救助流浪儿童的集中行动。“在市区各大街道的显著位置，都有救助中心的热线电话85952025，并且我们还印制了服务卡，印有救助站的位置和免费求助电话。”救助站工作人员说。

　　进入冬季后，为确保流浪者温暖过冬，山东济南市救助站采取延长巡回救助时间、救助电话24小时值守以及倡导热心市民及社区居委会、公安派出所等基层单位共同伸出援助之手等三项措施，加大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在救助站里，流浪儿童单独住在一个楼层，配备指纹门禁系统，可以保证足够的安全;设有专门的餐厅、卧室和活动室供几个孩子使用;工作人员也尽最大努力奉献出自己的温暖。

　　从种种行动来看，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但流浪儿童毕竟不可能在这里度过一生。

　　这只是问题的末端，在救助站里，不乏像张双双这样回家之后又出走的例子，“二进宫”的并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孩子出去后得不到有效监护，继续在社会上流浪，才导致“二进宫”频频出现。

　　如何让救助机制不再脆弱?

　　民间力量与社工职业化的求索

　　在济南这个唯一的救助站背后，是近乎虚弱的救济系统。

　　在救助站，除了站内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几名社工为流浪人员服务，但都是女性，“男性都走了，这个岗位待遇低、涨薪空间小，而且社会地位低，别人觉得你就是个伺候人的，只不过比保姆、护工学历高点而已。”即使是女性，流失率也很大，以社工魏春玲为例，每月工资只有1700多元。之前曾有社工抱怨说：“我们是以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

　　救助站的6个社工均属于山泉社会工作服务社。

　　据了解，山泉服务社于2008年由山大社会工作系教授高建国创办，但山泉的真正起步却是在2009年，当年政府从山泉购买了7个专业社工的岗位，其中，济南市民政局5个，历下区民政局2个，每个岗位3万-3.2万元。虽然数目不多，钱也很少，但这一步却是意义深远，因为这是从无到有的突破，标示着济南社工职业化道路的开端。

　　以全国社工的表率深圳来看，义工团队的分散性、间歇性和业余性等弱点决定了需要有更加专业和强有力的组织来领导救助活动，社工组织则可以成牵头人。

　　社工组织拥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工夫上、精力上也能得到保证，“重要的是，社工组织是一个机构，在争取政府和社会资源时，更有力量。”山泉有关负责人说，在专业社工组织的带领和指挥下，能够发动更多的义工，在开展公益活动中，也将更有利于发挥义工队员的实际作用。

　　但3年之后，济南社工之路依然步履维艰，这直接导致整个流浪儿童救助体制的链条性脆弱，更加专业和长期的救护机制一直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来。

　　为避免流浪未成年人走入“流浪—救助—再流浪”的怪圈，重庆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特别引入了“毕业”制度，即首先对每个孩子实行教育矫治，“考试”合格后，才能送孩子回家。

　　为让孩子们掌握生活常识和生存技能，中心每天上午、下午都会开课，课程涵盖基础教育、行为矫正、素质拓展、卫生保健、法制天地等五个板块，分为语文、数学、常识、礼仪、德育、情感教育、心理健康、美工、音乐、卫生保健、法律常识等12个科目。

　　对于这种模式，济南市相关人士表示了肯定，但是这背后需要相当大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在力量薄弱的当下，有些不可取。

　　为何控不住“流浪之源”?

　　谁都沾点边，谁都不负责

　　据民政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5万人次的流浪未成年人，绝大部分是文盲或小学文化，因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等因素外出流浪，主要靠捡垃圾、乞讨、做廉价小工、卖艺卖花等方式维持生活。其中一部分被成年人利用来偷盗、行乞、散发小广告，成为幕后黑手逃避打击、大肆敛财的工具。

　　流浪儿童沦为敛财工具，这一点在王子福那里得到印证，“这是流浪儿童屡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建一个流浪未成年人教育中心，今后就少建一所监狱。”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洪大用教授曾对媒体表示，城市政府应该立足于就地解决流浪少年的教育和生活问题，发达地区和城市应该更多地支付中国发展的成本，不能老是从地区利益、部门利益考虑问题，简单的一送了之。对于数额如此庞大的城市流浪少年群体，经核实其家庭确实不具备抚养条件的，流入地政府应当建立学校，对其生活、教育适当安排，这也是城市对农村、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另一种反哺渠道。

　　而流浪儿童的另一个群体则是因家庭原因而选择出走的孩子和农村留守儿童。

　　那些智力正常的未成年儿童为什么宁可冒险选择他们未知的复杂的社会，而逃离“文明人”想象中的概念化家庭，“文明人或者爱心人士”是否在回避他既然表面上关心的问题中的事实：那就是更有问题的是只懂得急于交配的有了“父母标签”的粗俗育龄男女们，那些暴虐型，变态型，以及以羞辱为乐的男女虽然走出家门就有意识掩饰自己习性，其实他们才是造成儿童流浪的主因。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目前窘境恰恰在于保护机制本身存在缺陷。“谁都沾点边，谁都不负责，实际上没有办法客观解决问题。”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儿童关怀网络“没有责任人可找”。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誉院长陆士桢对此表示赞同。她说，在儿童保护机制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环节的人员，能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多负责一点，这样的惨剧就能减少一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誉院长陆士桢表示，我国涉及到儿童的法律，大部分都是号召性的、原则性的、宣传性的。执行层面的法律很少;我国目前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儿童事务管理行政机构;我国在儿童服务、儿童救助方面，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完整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涉及到消除各类贫困、地域经济差距、孤儿救助机制、公共福利资源配给等方方面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