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月”官扎营

　　出现“官扎营”这三个字的最早记载是在民国时期，而在1898年前后，便有一些商人、农民在官扎营一带建房。一百多年来，这里形成济南最大的棚户区，聚集过上万居民，中秋的月亮也曾照耀着巷子深处的一日三餐和人生百态走过百年。

　　时间走到2012年，随着搬迁的尾声，今年官扎营的中秋节，仅剩一钩残月而已。近日，本刊记者探访官扎营，寻找最后一个中秋节的聚散离合。

　　张万久：最后的月亮

　　9月24日，当本刊记者来到张万久位于官扎营的家时，他正忙于清理仅剩的一些生活用品和衣物。

　　说是“家”，其实就剩下两座共计55平米的低矮平房而已，里面已经基本被搬空了，而他的房子也是被夷平的官扎营现场仅有的几座光秃秃的房子之一，突兀而又顽强地矗立在那里。

　　“最多还有十天半月，这里很快就要被拆了，我就彻底离开这里了，”张万久说。这意味着，今年是65岁的张万久在官扎营度过的第65个中秋节，也是最后一个中秋节，因为他“从出生到现在就一直住在这里了”。

　　张万久的生命轨迹十分简单，这个曾在水电部十三局工作了11年的财务人员终身未娶，至今孑然一身，父亲早已去世半个世纪，九十多岁的母亲于前年去世。

　　他还曾是济南第二钢铁厂的职工，为了照顾母亲于1992年退休，拿到3000多元的买断费之后与单位再无瓜葛，靠每月450元的低保勉强度日。

　　其实这个院子的三座房子本应都是张家的，他的父亲张永清16岁时从陵县来到济南，上世纪30年代购置了这个房产。后来“文革”的风暴将那间最大最好的堂屋掠去，只给他剩下两座偏房。

　　张万久拿出一份《商埠租契》，上面有他父亲签署的关于这块地皮的地契，落款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卅一日”(1943年)。

　　接到拆迁限期之后，张万久以每月800多元的价格在曲水亭街附近租了一个院子，然后他雇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搬家，“我这把年纪干不动了，又再找几个工人帮忙，给工人每天50元钱。”

　　65年的生活，四车就差不多清理干净了。

　　房子一墙之隔就是大片的空地废墟，几乎已被拆的一干二净，而“老邻居大多不知所踪，只知道少数几个搬到了无影山、发祥巷那边去了”。

　　这个从民国贯穿而来的院子显得悲凉而又无奈。院子里还有两棵树龄30年的梧桐树和榆树。“当年5毛钱买的，响应城市绿化运动嘛，现在，值500元吧。”

　　张万久的院子里身上处处可以找到三四十年前的痕迹：一辆30年前的凤凰牌自行车静静停立;随手拿起一个搪瓷缸，下面粘连的三张邮票盖着邮戳日期——1970年;就连他身上套着的那件灰色毛衣，“也有30年了”。

　　张万久的院子里晾晒着编织袋，“用来包木头”，他要把木头一起运走，“到了那边生炉子用”。

　　想到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张万久坦言他没什么想法和准备，“妹妹一家三口可能会过来吧”。

　　官扎营的10年过客

　　从官扎营离去的不止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还有曾经的过客。

　　近70岁的孙毅和闫桂芳老两口终于不再选择漂泊，他们于两个月前回到了齐河老家，过近十年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中秋节。本刊记者于近日前去寻访时，只能从他们的清洁工工友和基督教堂附近打探一些零星的消息。

　　其实在去年，官扎营已经拆除了一半，当时孙毅夫妇租住的房子周围已被清空，附近仅有的一个院子住的是济南历史上著名实业家苗海南的家族子弟。现在这两座房子都已拆除，在一片废墟之中，记者已经找不到当时的任何痕迹。

　　孙毅夫妇在官扎营生活了差不多10年，附近大大小小的街道都由他们打扫。拆迁使老两口的生活轻松了一些，再也没有如此之多的生活垃圾。“以前的每年冬天，一车一车的垃圾往外运。”孙毅回忆说。冬天的清晨，凌冽的寒风中，老孙赤膊上阵清理垃圾，即使这样还是汗水四溅，这是很多当地居民关于官扎营的特殊镜头之一。

　　闫桂芳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秉承“神爱世人”的原则，对于路过门前的求助陌生人总会施以援手，而孙毅则会沏上一壶茶招待客人。

　　闫桂芳的教友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月前闫桂芳曾回到过教堂一次，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而且在走之前的一天，闫桂芳打扫街道卫生时被车撞伤了胳膊。

　　在一片疮痍之中，现在只有那座基督教堂还在顽强的证明，闫桂芳的家曾经在官扎营存在过，她当时的很多家具都来自这所教堂，来自教友们的捐赠。

　　不知道在老家她是否能够再找到一座基督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