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特供”演变史

　　当历史走到20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特供传统开始与苏联产生碰撞，并最终演变为现代特供体系。

　　神秘的“34号供应部”

　　当代特供体系肇端于上世纪50年代，其间经多次变迁，支脉繁杂而又显得神秘。

　　2002年出版的《北京志·副食品商业志》中专门有一章，记载1949年后的特需食品供应。早期特供的对象包括三类：一是全国的重要会议、活动供应;二是外国元首、使馆人员等涉外副食品供应;三是中央首长、特殊工种、高级脑力劳动者等特需人员。

　　从机构设置上看，特供任务最早由公安系统承担。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食品采购、生产、供应等工作。该处于1953年撤销，部分人员参与组建特供基地巨山农场，部分人员则合并到北京饭店供应科。

　　这项长期政治任务，最终在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后划归第二商业局。1956年6月1日，地处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因门牌号码而被称为“34号供应部”。这个正处级单位，自此成为庞大特供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时至今日，改制后的北京二商集团，每年仍需承担大量的特供任务，34号供应部也划拨给该集团旗下的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

　　“特供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承担特供任务的干部和职工由市商业局选调，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高智勇拜访过一位给领导人做糕点的老师傅。当时除了政审，做糕点前后还要封闭数月，老师傅忆及，每每“觉得很光荣”。

　　特供的真正勃兴始于1959年至1961年，即食品紧缺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中央决定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即“特需供应”。

　　特供标准依级别不同，有所差异百家乐怎么玩。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其中7级以下、13级以上的高干每位每月在北京市民基础上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和甲级香烟一条。高级知识分子、运动员等人群也应享受相应特供。1961年，北京市人均全年肉食消费量仅为1斤7两。

　　由于困难时期的特供对象限于高干，国家机关出现了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特供”。到1961年初，中央机关51个单位共建立271个副食品生产基地，为机关食堂副食品供应解决了很大问题。但国务院批转的一份报告指出，半数以上用地是无偿使用，北京之外的五六万亩土地也多以“协作”为名占用。该报告还通报批评了铺张浪费等现象，当时铁道部在丰台区黄士岗农场兴建一个现代化养猪场，花费8万元，猪圈里铺了地板，装上玻璃窗，还用水泥修成浴池，被称为“猪宫”。

　　特供的苏联现实

　　中国这套特供体系学自苏联。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瓦西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时成为流行的经典语句。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相信，作为列宁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为一小块面包推来让去，但这却是真实的历史。

　　电影中的这一情节是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招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

　　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后来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辆辆轿车停在大楼门前，把整条街堵塞得满满当当。

　　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而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

　　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