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怨妇到女杰——中国老婆“24史”

　　20世纪之前中国女性所适合的命运就是结婚：提笔续史的班昭不过是作茧自缚的“妇德创始人”。不过，由1890年代发端女性解放思潮开始，中国媳妇开始了“角色转换”——从秋瑾独立于老婆标签的那场葬礼与过去栖息于家庭护翼之下的陈璧君、宋美龄、丁玲的婚礼开始，女性确实实现了一个自己的“文艺复兴”。

　　20世纪，又是一个中国媳妇的进化：从会洋文的宋美龄到林徽因们大肆社交再到李嘉欣们的代孕产子——中国媳妇在不同时代话语的驱动下，编织着自己的性别角色。

　　刘兰芝们的千年噩梦：

　　中国媳妇就是最古老的怨妇

　　代表人物：刘兰芝、唐婉、卓文君、班昭

　　翻阅中国的爱情传说，唯一可以看到的几个字就是：女人都是附属品——汉乐府里的“倒挂东南枝”的刘兰芝到宋词里的“红酥手”唐婉，明星媳妇哪个不是因为生不出孩子而被臭骂回娘家?

　　“媳妇”这个没有前途却很有市场的职业便注定了一直是一种最古老的怨妇。而那个时代的畅销书《烈女传》里的媳妇标杆们，简直是一部饱含血腥的恐怖片。也难怪21世纪的婆婆们总要缅怀旧社会——古代要么就是秦香莲要么就是王宝钏，刘兰芝对婆婆翻个白眼那就是犯了“七出”之条的大不敬，马上就得勒令儿子写休书，家法伺候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正如宝玉说的：“女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嫁了虽还是宝珠但已没有光泽，是颗死珠子了;再老了便不是珠子，是鱼眼睛。”封建时代的老女人不是女人，而是父权、夫权的傀儡，也因此恶婆婆背后总有一个软弱的老公，那可就是恶婆婆的N次方——没有陆母，可能就没有《钗头凤》，也没有一个老男人涕泪纵横说出“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的高潮戏份。

　　就连高级知识分子如班昭，也是“委屈媳妇”的代言人，班昭《女诫》是我国第一部以儒家正统思想阐述女性教育的专著，共1600字，全书以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个方面阐述了女性应遵循的封建伦理。

　　此类文字，历史上的男性撰着常常乐此不疲，但从一位才貌兼备、有地位的妇女口中亲自说出，则是第一次——“好媳妇”如班昭凭家庭背景、知识才干，登上高位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不是检讨社会，却使男人奴役女人的世道更加合理化。

　　民国女杰的“文艺复兴”

　　代表人物：秋瑾、陈璧君、张幼仪、宋美龄

　　1907年7月15日破晓，绍兴城翳云蔽天，阴风刺骨，就在通衢大道上的古轩亭口，秋瑾以谋反罪被斩首。左手枪支，右手女权的秋瑾对战争的介入，引发了女性走出家庭的第一波“妇女解放”之路。

　　少奶奶秋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1904年东渡日本。后来的研究者们大多同意，秋瑾对婚姻的无比失望是她走向革命的巨大动力之一。

　　与秋瑾相似，当时的沈佩贞、唐群英等辛亥女杰们往往首先是女权主义者，其次才是反清革命者。在中国二十世纪妇女史中，战争于沉闷千年的女性生活可以是一次变革的契机。

　　秋瑾下葬——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开始讲述，同时陈璧君、张幼仪、宋美龄、杨步伟、邓季惺、丁玲，六名民国女子的婚礼则代表着六个妇女的典型境遇，是千百万民国女性遭遇的共同问题的缩影。

　　首先介入权利与政治的“媳妇”当属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和蒋夫人宋美龄。站在台前帮丈夫呐喊助威的陈璧君原是汪精卫的同盟，过于轻易地被赋予了沉重的权力，站到了台前，参与政治斗争。

　　“政治之花”宋美龄则又是另一个路线。对日抗战结束后，宋美龄到美国周游，为中国大陆的战后重建争取美国支持，她以优雅的英文在国会两院联合会议发表演说，风靡美国。宋美龄用自身定义了时代女性新的使命。

　　如果知识女性张幼仪与杨步伟的婚姻堪称一个新女性为传统和家庭最大的牺牲;邓季惺对职业女性的矢志追求、对“法治”社会的争取以及新闻自由的种种探索与努力，却散发出一种穿过历史尘烟的动人力量。

　　1933年1月，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每一位参加婚礼的来宾都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卡片上是新郎新娘——陈铭德、邓季惺联合署名的协议。协议写明：新娘不随夫姓;她的三个孩子仍然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来宾们猜测，这份充满了向世俗挑战、意识前卫的“婚前协议”，定是由新娘邓季惺提议并出自她之手。解放后，一次周恩来跟另外一些记者谈论郭沫若与安娜的事时，还拿邓季惺的这桩婚事打趣说，财产在谁手里，谁就有地位。婚后的邓季惺也不愿意被称为“陈太太”，于是了解她的朋友都一直称她为“邓先生”。

　　回首那个年代，可以说，邓季惺是凭借不懈努力与超强能力进入职业领域，进而争取独立的经济地位与女性尊严的代表性人物。另外，丁玲在延安的“娜拉之路”亦是时代女性的典范，充分展示了一个争取自由和社会权利的老婆之路。

　　媳妇的美好时代：

　　刘慧芳们的“系统升级”

　　代表人物：李嘉欣、巩俐、郭晶晶、章子怡

　　再看现如今的媳妇，从吃苦耐劳的刘慧芳到形式婚姻的巩俐、从不愿生孩子的李嘉欣到随时可以出走豪门的梁洛施，拥有着“姿色、资本、知识”的媳妇的演变过程活脱脱就是一部新时代女性追求自由、实现自我的解放史。

　　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渴望》播出后，剧组人员突然被公安部叫去参加一个庆功会予以表彰。问怎么回事?说电视剧播出期间，老百姓全都回家看刘慧芳，小偷和强盗也不例外，因此犯罪率下降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慧芳也成了中国传统标准好女人的代名词，成了一个年代中国女性的道德楷模。这一媳妇形象已经超出了一部电视剧和一个角色所承载的意义，以至于她的扮演者张凯丽一辈子都无法走出刘慧芳的影子。

　　峰回路转，到了21世纪，随着巩俐、章子怡等凶猛的“职场女性”出现，携带妇德的女性消失殆尽，媳妇早也不再是丈夫的影子和陪衬。

　　和丈夫婚姻13年，却极少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巩俐，只和丈夫在特定范围内相爱，每一部电影便伴随着一段绯闻： 徐克拍摄《七剑》时被当地山民为难，“要钱还是要物，一切好谈，何必作难?”老婆施南生像侠客一样，几句话就搞定，投资人、制片人、宣传人施南生和徐克的合作成就了一段香港电影的传奇和佳话。

　　对于大部分的时间和关系都被工作占据的巩俐、施南生这样的现代女性，传统太太的“面具”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住各自的房子，过各自的单身生活，偶尔聚居在一起，把婚姻当做围城而转换成高级包厢。甚至李嘉欣、陈慧琳等还拒绝交出肚皮，逃避生孩子的义务，干脆找起了“代孕妈妈”。

　　新时代的80后媳妇更是理所当然的认为结婚后指甲依旧可以养得媲美慈禧太后，想喝汤不能上可乐想吃肉不能煮青菜，通宵高歌热舞、到香港疯狂扫货这些不都是浪漫婚姻中的小case——因为，媳妇早也不是家庭的寄生虫，有职业有生活有追求的新时代女性，经营着好友加伙伴式的婚姻，各有各的生活轨道，各有各的生活空间，就像两个交叉的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相会——媳妇不过是一个生活方式，再也不是职业。

　　■延伸阅读

　　王光美与江青：夫人们的“影像之争”

　　王光美一生最大的不幸与另一个女人密切相关，这个女人就是比她大7岁的江青。

　　1962年9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出访印尼时王光美的旗袍与项链以及良好外交口碑，都使醋婆江青发疯。

　　几次出访后，王光美名声大振。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

　　“文化大革命”，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一落千丈。女人的嫉妒加上某些政治的原因，江青在文革中把王光美彻底报复了，让她穿着旗袍，戴着乒乓球项链批斗算出了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