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启示录:中国的孩子为什么爱生病?
领袖有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自古至今,强壮的体魄一直是衡量一个民族有无活力的标志之一。而不久前公布的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显示,近10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持续下滑,其中7-17岁的中国男孩平均身高竟比日本同龄人矮了2.54厘米。再也没有哪个时代能像现在一样,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已经到了“危难的时刻”?
从身体的禁锢到“野蛮其体魄”
儿童生命的禁锢,从身体的禁锢开始。
去年3月1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这项曾被教育部等部门多次强调的议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期待。然而调查表明,当前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众多一线教师和专家学者呼吁,改善学生的身体健康已刻不容缓。
“站军姿不到15分钟倒3人”,“跑完1000米,就呕吐昏厥”,“开学升旗10分钟晕倒八九个”,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和媒体的报道来看,学生体质差已经不是“个例”,正日益成为普遍现象。
而不久前公布的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显示,近10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持续下滑,尤其是学生近视发生率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通过数据搜集与研究分析,发现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青少年身高在近10年内都有显著增加。而近年来中国0-18岁的男孩体质有所下降,其中7-17岁的中国男孩平均身高竟比日本同龄人矮了2.54厘米。
多所学校体育教师和专家认为:“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已经到了‘危难的时刻’。”
有专家指出,在陪伴孩子时,家长最好站在“性格—身体本位”这边,让孩子有足够的运动量和劳动量,“野蛮其体魄”;让孩子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文明其精神”。“性格好”和“身体好”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人的幸福与知识和学历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与性格和身体有直接的关联。性格好和身体好除了能增进人的幸福感之外,它也以某种“看不见”的方式影响人的学习成绩。
从斯巴达到皇太极,用身体征服世界
斯巴达是希腊历史上一个奴隶制国家,施行军事化统治,斯巴达人人数不多,但英勇善战。男性从小接受军事训练,20岁加入军队,60岁方可退役,斯巴达国王的继承人,必须流放野外30年后活着回来才行。
斯巴达教育的惟一目的是通过严酷的军事操练把男子训练成为体格强壮的武士。男婴一出世就受到严格挑选,只有被认为体质合乎健壮标准的才准许留下来,身体有缺陷或虚弱的,便弃之峡谷里,任其死去。
同样,古代中国,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主要在于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而汉人是平原上的农耕民族。前者唯一的优势是他们的性格,尤其是他们的意志力:“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他们对长途跋涉和风刀雪剑带来的肉体痛苦不以为意。
皇太极最初也极力主张“汉化”,但很快就发现,舒适的生活使他们身上的“勇武”精神出现消退的征兆。于是,皇太极开始扭转局面,制订了著名的“清语骑射”的国策: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不改衣冠、严禁奢侈、满汉隔离。
意志教育的中外样本
在中国,宋耀如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养育了“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为了孩子的成长,宋耀如和妻子制订了“斯巴达—基督教”教育模式:训练他们成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斯巴达勇士。在孩子蹒跚学步时鼓励他们尽情玩耍,稍大一点,就进行“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的意志训练。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是身体教育学杰出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在《在给教师的100个建议》中他郑重地说:“我想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关心儿童的健康,是教育者的最重要的工作。儿童的精神生活、世界观、智力发展、知识的巩固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都取决于他的生命的活力和精力的充沛程度。”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我手边存有980个孩子的健康卡片,他们从7岁到17岁整个夏季都打赤脚,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盛夏暑都不怕。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生过病。我们有些孩子赤脚在雪地里行走都不在乎,他们冬季每天都在院子里走5—10分钟,他们都有极好的耐劳能力。”
与苏霍姆林斯基类似,陶行知从批判传统的戕害身体的“残废教育”、“杀人教育”中发现“活的教育”和“生活教育”,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他主持下的晓庄学校始终把健身运动贯穿于教学实践全过程。他晚年提出的“每日四问”第一问便是:“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人类的教育历史,几乎就是“意志教育”的历史。有“意志”这个关键元素作为人的精神基础,人们就可以豪迈地说:“我死都不怕,还会怕苦吗?”遗憾的是,当人类依靠高科技而越来越远离灾难和苦难,人类的身体和意志也就越来越萎缩、畏缩和猥琐。现在的学生倒会说:“宁可死,也怕苦。”
遗憾的是,随着人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人的惰性增加,人的神性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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