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爱情在路上

　　跨过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最初浪漫，当月亮遁去，黑幕降临，两类人开始了忙碌：一是盗贼，二是私奔男女。

　　私奔，不是高难度的事，但肯定是件技术活。它看上去幼稚而又孱弱，被爱冲昏头脑的男女青年，携带一份没人祝福的爱情，携手逃跑。

　　古有司马相如，今有王功权，为什么私奔千年不绝?为什么人们对私奔如此津津乐道，却又为其扣上道德败坏的外衣?私奔满足了此岸世界的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它的终点在哪儿?

　　文人的私奔想象：意淫和另一种情爱的可能

　　首先，从“私奔鼻祖”司马相如说起。

　　司马相如本为穷困书生，生活清贫。一次跟随朋友到临邛富人卓王孙家做客。得知文君十分爱好音乐，“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终使文艺女青年卓文君芳心暗许。

　　于是文君深夜逃出家门，与司马相如私奔到了成都。于是，琴挑文君、雪夜私奔、文君当垆，一系列著名典故应运而生。

　　另一个佳话名“红拂夜奔”。话说隋朝末年，司马杨素府中有位歌妓红拂，青年才俊李靖慕名前去投奔杨素，却不料吃了一个闭门羹，红拂却看中了李靖的才识与胆略，趁夜逃出司马府去找李靖，心甘情愿相随左右。后来的事就变得美好起来了，李靖辅佐唐高祖打天下最终功成名就。事实证明，红拂算个股市的一级操盘手，眼光确实很准。

　　另一种私奔属于荒诞派，比如昆曲《思凡》，小尼姑尘心未了，只想着：下山去，寻一个年少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不念般若波罗!

　　司马相如满足了后世文人对私奔的美好想象，梁山伯与祝英台、焦仲卿和刘兰芝、杜十娘和李甲……多多少少都有些“私奔”的意味，但结局都被进行了戏剧化的处理，悲剧的事实却带有各种物化的渲染，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内心里其实向往这种“自由恋爱”的美好，但是又不敢违抗主流的封建价值观，只好借助“化蝶”等情节来给予美好的祝愿。

　　这样的书写出来，肯定会产生教化作用，小姐们读了，尤其是喜欢冒险的个别小姐们，更会产生幻想，读《西厢记》的林黛玉便是例子。至于以后小姐们是不是就过上了幸福生活，有没有后悔，却没有人关注了。大家只是鼓励小姐们私奔。

　　现实社会不敢造次，便在小说和传记里私奔。感情一定要波澜壮阔，一波三折，门不当户不对。于是男女主人公不得不选择极端的手段来处理，要么在沉默中死亡，做贾宝玉林黛玉;要么在沉默中爆发，就是我们所说的私奔。

　　放眼中国古典小说的爱情，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私奔史。正所谓，私奔如此多娇，引无数男女竞折腰。

　　私奔改变历史：从逃婚到私奔史高峰

　　卓文君雪夜私奔2000余年后，另一个女子也在一个夜晚离家出走。她的理由显然比卓文君多了一层：革命+爱情。

　　那是1915年10月，22岁的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出家门，奔至日本，与大自己27岁的孙中山结婚。

　　多少年后，她在回答斯诺提问时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

　　父亲宋嘉树开创了“宋家王朝”，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联姻则为这个朝代添加了耀世的政治光环。美国《内幕》杂志专栏作家约翰·根室曾经说，宋庆龄“无疑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宋家的一切势力皆是经她发展扩大，如她未和革命之父结婚，其余的姊妹和弟弟就不会有今天。”

　　民国时代，私奔事件骤增，新旧时代冲击之下，包括夫权、族权、家长的权利，很多也反对，年轻人开始觉得妇女解放意味着是自由恋爱、婚姻解放。从逃婚开始，一大批女人走出家庭。

　　著名作家谢冰莹，作为第一个中国女兵写了《女兵日记》。她结婚那日，拜完堂以后，坐在洞房里，和丈夫谈了三天三夜，说我不会跟你上床，我要逃婚云云。丈夫竟然同意了，把她放走。于是，谢冰莹自顾去寻找自己的如意情郎。

　　司马相如是中国“私奔鼻祖”，那么英王爱德华八世则是世界私奔史的高峰。

　　爱德华八世于1910年被立为王储，1936年1月20日即位，但不到一年，他就主动退位，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愿退位的君主。

　　1936年11月16日，爱德华八世向首相斯坦利·鲍德温提出迎娶离婚的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的打算，但首相和内阁认为国王的想法不能接受。由于与内阁难以达成一致，1936年12月12日，爱德华八世正式宣布退位，其弟约克公爵继位为王。后来，这段国王放弃江山与红颜知己“私奔”的传奇故事屡屡被搬上银幕，成为美谈。

　　从宋庆龄到谢冰莹，再到爱德华八世，被时代裹挟的私奔，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私奔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事，它关乎国家命运，甚至历史走向……

　　私奔失败后：要么走进坟墓，要么回到现实

　　美好的想象似乎仅仅存在于文人的意淫里，现实的情况是，私奔往往与悲剧相连，同时被人不齿。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所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再现了清初山东郯城、淄川农村人的生活。所写到的王氏，就是“一个私奔失败女人的悲剧”。

　　王氏是任氏的妻子，她没有娘家和亲人，很有可能是任家的童养媳，小时候被任家收养，长大成婚。结婚后，王氏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这时候，王氏在法律眼里是个逃犯。

　　漫无目的的赶路让她恐惧，然而接下来更大的噩梦发生了。在私奔的路上，与她私奔的男人弃她而去。她无处逃亡也无处谋生，只好回到家附近的道观里。后来，人们把她送回了任家。几个月后，她的丈夫任某把她掐死了。

　　一旦宣告私奔失败，则意味着生活的彻底绝望。《会真记》作者元稹，辜负了人家崔莺莺，却把这段艳史诉诸笔端，拿去炫耀，浪漫的爱情游戏成了男人的谈资和晋升的阶梯，却成为女人不堪回首的坟墓。

　　而到了今天，私奔失败的代价同样不可小觑。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王功权私奔事件，再次点燃了人们关于私奔的激情。

　　去年5月16日晚，鼎晖创业投资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王功权在微博宣布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私奔”一词成为2011年网络热语，王功权也获称“私奔帝”。不久之后，私奔尚不足两个月的王功权悄然回家，宣告私奔失败。

　　王功权叙述中的事实是：现妻知道王琴的存在，王功权自己也答应，不再和王琴往来。不管是电影中还是电视剧中，剧情通常都不是按照常规模式来发展的。

　　麻木的人生和循规蹈矩的情感世界，使得当代私奔成本增加，而一旦有人义无反顾投入私奔的怀抱，无数眼球便飞了过去，更何况这位“私奔帝”又是一位名人或者成功人士。

　　■延伸阅读

　　婚书上的爱情合同：

　　“男女关系合法化”变迁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结婚证：附婚姻条例

　　革命根据地的结婚证，已经传达出现代婚姻的观念。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涉县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上面附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四章，明确写着“结婚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的原则。

　　建国之初的结婚证：注明婚姻自主，标有婚前财产

　　男女间的“正式婚姻合同”真正在全国推广开来是在1949年以后。新政权提倡男女平等，推行新式婚姻。在这时期的结婚证上，最为醒目的是“婚姻自主”四个大字，婚书中不仅有男女双方的情况介绍，连介绍人和证婚人也列在其中。令人感到超前的是，上面还标明了婚前财产。

　　第一部婚姻法颁行时期的结婚证：强调权利与义务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它的立法宗旨是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在法律的保障下确立，上面这张结婚证上所写的就是新时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文革”时期的结婚证：最高指示不要忘

　　1969年的结婚证，它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突出政治”。“文革”时期的结婚证，上面除了国旗和国徽就是毛主席语录，再没有其他任何装饰物了，甚至连个“喜”字都没有。

　　1976年的结婚证：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

　　20世纪70年代，为缓解人口压力，中国开始推行晚婚和计划生育政策，重点宣传对象自然是那些“登记男女”。这时的结婚证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行动口号：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做出显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