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情爱文明

　　爱情婚姻纠缠史——

 

　　婚姻是一种“文化现象”，当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嫁接，也就与社会理想、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当离婚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被法律许可后，当妇女的政治自觉意识建立时，当性解放成为新文化先锋时，婚姻经历了一次次的危机。可是直到现在，婚姻家庭依然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最重要的方式存在着。关于婚姻，似乎也有一个反复填充不断变更的空间，虽然法律一直为它提供着保护，但这种保护越来越有限，更多集中在个人权利方面。

 

　　婚姻制度阉割了人类文明?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性生活、爱情和婚姻应该“三位一体”。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那你就应该娶她，然后，一辈子只和她一个人做爱。

　　然而，在人类430万年的历史中，一夫一妻制的时间只有6000年。将爱情视为婚姻基础的念头，从产生到现在——不到200年!令人惊愕的倒不是这个荒谬的念头何以产生，而是它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奉为圭臬。

　　6000年的时间里，男人给了女人两样东西：一副枷锁和对丧失这副枷锁的恐惧。当枷锁被打开之后，恐惧却阴魂不散。女人在恐惧中嗫嚅着：“我要一个丈夫，我要结婚。”就这样，她光荣地成为一名已婚妇女，通过从属于某个男人，得到了这个男权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父权时代是如此漫长。《雅典法典》规定，如果一个男人勾引有夫之妇，将被处以极刑;但是，如果他强奸了一个有夫之妇，他交些罚款便可以了事。这条规定的戏剧冲突何其强烈，但还不止这些，你能想到在一张英国德贝郡1413年的结婚契约上，新娘姓名一栏空着，竟然是因为父亲还没想好把哪个女儿嫁出去吗?

　　从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中可以看到，性的选择和竞争是雄性始终进行自我改善和壮大自我的根本原因。固定性伴侣的雄性在没有选择和竞争力之后，虚弱和没有竞争力了，性的能力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弗洛伊德的观点。

　　小说中那些迷人的主人公永远都不是老老实实的男人和女人，始终是对制度充满了挑战的异端。他们往往是从流氓或妓女开始，最后走向圣徒，即道德的归途。为什么呢?艺术家着迷的也在这一点。因为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矛盾，即制度对人性的束缚与人类野性回归之间的矛盾。

　　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男人的阉割史。道德是第一重阉割，婚姻制度则是第二层阉割。婚姻生活越久，生活越与性无关。无性婚姻是存在的，但婚姻双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人们普遍对婚姻制度满意，并全力去卫护这种制度。

　　当代婚姻中世纪化：

　　爱自己的妻子是可耻的

　　李银河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引用了前苏联学者拉里科夫的一个研究报告。拉里科夫发现：在接受调查的15000人当中，因为爱情结婚的100%不幸福;因为利益结婚的70%不幸福;而那些很低调的人——因为别人都结婚，自己才结婚的，反倒是结果最好——幸福的比例是45%。

　　这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可同时，我们又相信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难道出路真的只剩下一条——在不道德中找寻幸福?这不就是通奸吗!如此说来，现代人的婚姻观居然与中世纪天主教的婚姻观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结婚的人只留下通奸这唯一的一条生路。

　　古罗马人，他们天生就是农民。他们只喜欢三样东西：战争、角斗场和粗鄙的情欲。后者，主要从女奴和别人的老婆那儿得到满足。古罗马人尊敬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是他的管家、他朋友的妹妹以及他孩子们的母亲。他甚至给予妻子财产权。只是，他不爱她——因为，他没学会这个。

　　中世纪，教会在规定婚姻为圣事的同时，却不许男人爱他的妻子，因为这与婚姻出于生育的目的是相违背的。相比较而言，教士嫖妓的罪恶最轻，其次是通奸，再其次是包养情人，最为罪大恶极的，就是结婚。这个顺序，和世俗观念恰恰相反。

　　“对妻子炽热的爱是会破坏婚姻的，”神父希隆尼穆斯说，“没有任何事情比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情妇一样更耻辱的了。”看!爱自己的妻子，丢人;爱别人的妻子，不丢人。

　　物质婚姻中的女性是相对被动的一方，有些女才子选择了与物质婚姻对立的阵营，她们有的人在生完孩子后就与丈夫分居，有些干脆拒绝婚姻。《西方婚姻史》发现，正是在这种爱情与婚姻的对立中，首先在女性中萌生了对幸福的爱情婚姻的希望。

　　从卢梭到革命者：

　　恋爱型结婚是民主自由

　　我们还是正面去讨论一下爱情与婚姻吧。

　　启蒙改变了一切，在卢梭的论证中，恋爱结婚才是真正“天然的”婚姻，他不是说门当户对不重要，只是说在趣味、脾气、情感和性格方面的般配是更重要的。卢梭在他提供的那个著名的启蒙著作《爱弥儿》中，为了描述他认为得体而不放纵的爱情婚姻，爱弥儿既要留心性格趣味都能相合的姑娘，又刻意不让他自己去找，而是托人介绍，这个姑娘将在各方面都能符合让爱情产生的条件。

　　卢梭允诺的爱情，也是19世纪之后被不断推崇的爱情方式，所谓“浪漫之爱”，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也就与社会理想、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虽然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恋爱婚姻观作为现代观念通过文学传播了100多年，婚姻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直模糊不清。19世纪时即有小说家把爱情的地位提得至高无上，甚至把爱情定义为“真正的共和主义的品德”，把恋爱结婚当作一种“自由的象征”。

　　中国早期革命者在拿来革命理论的同时，也把自由恋爱作为一种革命行动来实践。法国有一本公民教育小册子，呼吁：“是爱情重归本色的时候了，爱情应该是夫妻结合的决定性因素和基本条件。只有爱情能够发现或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契合。”

　　同时，怀疑的声音也一直未断，在这种怀疑中，爱情不过是一种自愿的同居，或乔治·桑小说里的通奸。弗洛伊德理论对人的力比多的分析也加深了这种怀疑。

　　为爱情婚姻而抗争的故事高潮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主角是人称“现代国王”的英国爱德华八世，他的现代特征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工党党员，还因为他坚持为爱情结婚，即使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

　　■链接

　　哪个年代的爱情更美好——

　　老一辈的经典爱情读本

　　□苏杨

　　当人类经历的重要习俗突然在一两代人间发生改变时，它值得人们努力探索其深层原因。过去的爱情更美好——“在古代，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

　　钱学森与蒋英，真实版的偶像剧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相识多年，关系十分密切。钱家唯有独子钱学森，便同蒋家抢来聪敏美丽的“三闺女”蒋英，过继到钱家。这一年钱学森14岁，蒋英5岁。从那个时候起，两人便成了终日相随的小伙伴了，时常合唱《燕双飞》。

　　1947年，蒋英与钱学森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礼后一个多月，蒋英独自到了波士顿和钱学森会合。后来为了回国，整整五年的软禁生活，两人一起度过。钱学森多次公开表示，“密斯英，我冷酷岁月中的伴侣。她与我一同承受不幸，是上帝赐予的最为珍贵的礼物!”两人一直相伴62年。

　　钱钟书与杨绛，“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年华老去之后，钱钟书回归自己一生的爱情，始终未变。

　　今年9月，103岁高龄的杨绛推出了长篇小说《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洗澡》是她70多岁时的作品，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而今，钱钟书去世已经有16年了。“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钱瑷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她写了《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详尽地记录着他们仨相处的时光。

　　与外界不多接触的她，写下了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弗洛伊德与玛莎，婚姻与性爱分离的完美

　　现实中的弗洛伊德与他的理论格格不入。弗洛伊德与妻子玛莎的婚姻维持了53年，期间从未分离。他们拥有过浪漫的爱情，但更多的是平淡的生活。对于他们的婚姻生活，年轻的弗洛伊德曾形容为：“从抒情诗时代进入到叙事诗时代。”

　　1921年末，追随精神分析之父多年的俄国女作家莎乐美拜访弗洛伊德一家，在日记里写道：“他的家庭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思考人们通常在‘自由’和‘有了家庭牵绊’之间做出的错误区分。想打破自由和社会义务间潜在的平衡，这常常是病态的。”

　　在报纸专栏作家都在怀疑“婚姻破产了”的20世纪20年代，践行婚姻和性爱分离的莎乐美觉得自己在弗洛伊德家里看到了平衡的完美关系。

　　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后，玛莎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了12年。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摄于1939年，他们满头白发，亲密地站在一起，弗洛伊德微微侧过头去，和温柔看向他的妻子目光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