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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下的中国式情爱运动

2012-06-03 05:14 未知/ □阿灿 /

  夫妻不过是民间组织——

  从班昭《女诫》中禁止寡妇再嫁的“非性化”到“文革”期间的集体压抑,再到如今性解放的巅峰,公权力对私领域的私生活的干涉曾扮演怎样的角色?国人60年贞操观、婚姻观如何变迁?

  正如李银河所说:中国人正在从传统的性规范,经过浪漫主义最终向自由主义发展。

  从班昭《女诫》到娜拉出走:一部百年贞节史

  有人问宋代大儒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从班昭《女诫》中对禁止寡妇再嫁的赞赏开始,士大夫阶层的旌表节妇制度成为精英话语权。其实,在很长时间内,一整套关于贞节的话语,并未对实际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女子改嫁直到宋代还颇为流行,范仲淹母亲便改嫁到山东。这一情况直至11世纪才发生改变。当时有一些新儒家,特别是周敦颐和程颐,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理论,“节”对于女子的重要性超乎寻常。

  而到了明清,普遍贞节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中国的县志记载中,妇女贞节是当地荣誉的象征——那些追念她们的祠庙,她们的临终之所,都构成了女性历史的群体记忆。

  五四时期,刘半农给女人造了一个“她”字,“教我如何不想她”,让女人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对“吃人”的道德法式进行了透彻的戳穿和批判。他说:“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1918年6月《娜拉》发表。1919年3月,胡适戏仿《娜拉》的独幕剧本《终身大事》发表,《迅速成为各地学生社团上演的热门剧目。而几年后,举国上下,到处都有出走的娜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邢燕子们的革命与恋爱

  邢燕子,短发、皮肤黝黑、结实而强壮,她以“铁姑娘”形象成为60年代初青年们的偶像,满足了当时中国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想像。

  作为当时青年男女的偶像——邢燕子,她的爱情也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60年代非常时期,政治信仰和阶级立场代替了原始的爱情冲动,取而代之的是听从组织的分配:结婚时一对新人在领袖像前先表忠心,热闹点的,请大家一起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婚后,支边、支援三线建设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大迁移使许多恋人和夫妻天各一方,离婚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想像的,所以很多人从那个时候起就把大量的心血耗在漫长的调动与铁路上。

  出名之后,邢燕子收到了“成麻袋成麻袋装的求爱信”,这些求爱信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后来,党组织为她选了村里的生产小队长王学芝。原因很简单,王学芝家是困难户,“一家兄弟四个,加上父母,才两间半房”,但他是个老党员,政治上可靠!年轻的邢燕子听从了党组织的分配,嫁给了比自己大7岁的农民王学芝,并一起渡过了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

  70年代,上山下乡以及后来大规模的知青返城给那代青年人命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个人情感与资产阶级情调完全划上了等号,爱情本身也成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代名词。

  蔡立坚,被称为“文革中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是老三届中的名知青。1968年,她在插队的山西杜家山遇到了爱人小杜并写下了定情书,但她的这封定情书后来被公之于众,组织上严厉批评蔡立坚“私自谈恋爱,分明不是真心扎根山区!”蔡立坚此后多次反醒自己,并与小杜划清界限,多次在全国大会上遇见他都躲得远远的。

  1971年,她和放弃大学生待遇、背着馒头咸菜赶来建设杜家山的民兵连长王和平结成了夫妻,两人立志“一辈子留在杜家山”。爱情到最后都抵不过家国的号召,为了成全大“家”,牺牲个人的爱情,成就集体理想。

  1985年始的破禁区之作:中国的爱情生活正处于一种狂欢状态?

  1980年,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横空出世了——新《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它改变了我们什么?官方从来没有回答过,但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有没有爱情(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

  正如性学专家潘绥铭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女性只需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生育任务,在剩下的时间里,夫妻关系要靠感情、性爱来维系……”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区之作。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或者就像鲁迅预言的:当有人宣布要拆掉整个屋子的时候,墙上才会开辟出窗口来。

  现如今,80年代初期的“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开始变成不那么贬义的“婚外恋”,接着又变成完全是褒义的“傍肩儿”和“情人”,直到现在变成了直接形象的“三儿”。“同居”、“一夜情”、“同性恋”、“礼貌性上床”……这些曾经新鲜前卫的词语已经无法吊足人们的口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在了性解放的刀锋浪尖。

  《新闻周刊》曾撰文说:中国的爱情生活正处于一种狂欢状态,重性而轻爱,看重的是肉体的快乐,而不是精神的圆满。